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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由來已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認為只是由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外資入股中國銀行業在2005年以來的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中，成為最為引人注目的市場動向之一。不過，在開放的過程中，如同韓國和日本等國的銀行市場開放中所遇到的問題
一樣，中國銀行業的開放同樣遇到是否“賤賣”、是否威脅到民族金融業安全等一系列的質疑。
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質上是監管制度和金融市場差異導致的。從市場演變的趨勢看，交行、建行IPO市凈率高于上市前對外資銀行招股市凈率引發了“賤賣”的爭論；也有一些海外媒體認為中資銀行機制多弊，不良貸款率高，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外資入股中資銀行是一場新的“豪賭”的觀點。
實際上，因為不同的機構應對各種信息掌握的差別，可能對同一資產的未來收益，作出大相徑庭的預期，這就導致心理定價的巨大差異。由于有買賣雙方的討價還價，最后實現的那個交易價格，一般不可能是各種預期中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因此總是可能有持更高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賤賣”，持更低預期的人說這個交易是“貴賣”，實際上不僅在銀行業，在其他行業同樣存在。
對于資產流動性強的金融業定價時一般參考境外銀行上市與股權并購價格，對市凈率(P/B)作橫向比較，但是作為定價依據的尺度，包括會計準則、會計信息的準確性等方面國內外是不同的，因此對于凈資產的核算方法不同，導致估值缺乏直接比較的基礎。雖然中資銀行已經在不良貸款、資本充足率上有所改善，但有些會計信息的處理還是不準確的。在盡職調查時，外資銀行要求會計人員對銀行的資產進行核實，對存在風險的資產要嚴格計提準備金，這使得中資銀行在會計制度上一度存在的缺口得以顯現，最終造成比中資銀行估計低的定價。
對于銀行股權轉讓的溢價沒有成熟的參考標準。銀行股權出售價格受賣方策略、買方自身特征和市場定位的影響，差異性很大。盡管國有商業銀行的網絡、品牌和信用度的價值未體現在股權溢價之上，而對等的外資戰略者的無形資產價值也沒有計算。按照規定，外資入股上限不可超過25%，相對而言是小股東對公司控制力較弱，根據國際經驗，收購少數股權是應該享受折價的。投資者入股面臨三年的戰略鎖定期，比IPO低的進入價包含了對流動性風險的補償，同時，在外國投資者看來，中國銀行業的一些制度性的缺陷導致中國的銀行業在估值時面臨諸多“制度性折扣”，以銀行上市后的股價來比照戰略投資者入股定價是否過低并不科學。
因此，國有銀行股權“賤賣貴賣”之爭實際上是一個十分表面的問題，而定價差異實際上是監管制度、會計制度的差異等導致的。根本性的問題是監管機構如何完善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制度，銀行如何真正做好公司治理。
（曉健／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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