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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環保部門的“綠劍行動”直指非法排污企業，并在不久前曝光了七家違規企業名單，更向其中兩家開出了20萬元的罰單。數日過去了，部分企業不但仍然如故，而且對被處罰都或多或少表達出不滿，甚至有企業說，“要讓我不排污，只能把我關掉”。
“要讓我不排污，只能把我關掉”，污染企業面對環保部門的執法處罰，竟敢如此傲慢與狂妄，著實令人詫異。毋庸質疑，污染企業既然敢說這種話，必然是對“政府不會關
掉我”充滿信心的。因此，這不僅是污染企業對環保執法者的一種蔑視——你愛怎么查怎么查，我愛怎么排怎么排，你奈我何？更是一種強勢“倒逼”——把我惹火了，小心你頭上的烏紗帽。
那么，企業“污染有理”的極度傲慢究竟自恃的什么呢？表面的答案有很多，比如給本地政府貢獻的稅收，比如為本地解決就業人口，比如對本地GDP走高的推動作用，凡此種種；但真正的核心答案其實只有兩個，其一：地方政府的袒護和支持，其二，環保部門往往靠污染企業養活。
在以GDP為中心的“發展=經濟”原始發展觀作用下，尤其是在“綠色GDP”有名無實的情況下，污染企業的污染行為不但無損于官員政績，反而是污染得越多，GDP越高，政績也就越大。
污染與政績成正比，在這一點上，地方政府與污染企業“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因而為二者的合謀提供了基礎。如果污染企業再帶上些許“糖衣炮彈”去進攻，自然無往而不勝。
污染企業“扎堆”的地方，環保部門衣食無憂；而在污染企業被大量關停的地方，環保人員卻連工資都發不出。環保部門應該保護環境，還是應該保護污染企業？這是執法者的困惑。因此，“要讓我不排污，只能把我關掉”等于向執法者發出了嚴厲的“恐嚇與威脅”：你罰款可以，大不了我加倍污染補回來；但前提是我必須污染，否則你干脆把我關了——把我關了你吃什么？
前環保局局長曲格平說：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間，環保計劃中定下的指標從未完全完成過�！碍h保指標25年從未完成”是環保執法失敗的顯著標志，而環保執法之所以失敗，原因正在于環保執法不是執法者與污染者的戰爭，而是執法者與地方政府的戰爭——執法者無須承擔環保執法失敗的責任，但卻必須承擔“延緩GDP增長”的責任；環保執法不是執法者與污染者的戰爭，而是執法者與“衣食父母”的戰爭——對污染企業罰款，不像是在處罰，更像是在收“保護費”。于是，污染企業不傲慢才怪，環保執法不失敗才怪。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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