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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也是在上海，國際頂級私人物品展“三天兩億”的神話讓國外參展商驚嘆：中國富豪真慷慨。眼下，“世界頂級奢華品展”又泊來了，上海舉行名為“世界頂級生活體驗中國峰薈”的奢華品大展，3000富豪將出席。胡潤富豪榜上的內地富豪們有過半將出席。
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非議富豪的消費問題是很冒險的，因為動輒可能就被扣上“仇富”的酸帽子。事實上，坊間不關心富豪的生活花邊、不關心富豪的隱私情感，為何偏
偏和那些“去摩洛哥斗富的”、“買頂級奢侈品不眨眼”的消費行為耿耿于懷呢？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有句名言：我們賴以生存的經濟社會的突出問題，是不能提供充分就業和武斷而又不公平的分配財富和收入。在民眾對富豪公然的質疑和轟然的不滿背后，是以民間正義粗糙地去稱量著中國富豪的財富品質和財富土壤———盡管越來越夸張的炫富行為在“尊重個體消費”的幌子下合理妖艷著，但依然有幾個悖論值得我們警醒：比爾·蓋茨很富，他的豪宅與私藏并不比我們國內富豪寒酸，但我們對此怎么沒有“酸葡萄”，反倒只有尊重和敬仰？頂級奢侈品參展商不是沒見過大世面的群體，他們驚訝中國富豪“慷慨”的背后是怎樣的思維邏輯呢？“三千富豪”、“過半參與”這些硬指數除了在玩奢侈的時候，還有怎樣的場合能吸引他們的熱情去兌現社會人的道德心與責任感？當富豪遇難的時候，為什么民眾會集體失語于底線的同情，而去關心在遇難事件中喪失生命的貓或者狗……
這些問題可能歸結起來有兩個答案：一者，我想引用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曉曾經的一個著名判斷：中國轉軌期間涌現的部分“轉軌富豪”幾乎全都是“問題富豪”。他們財產的真實狀況雖然撲朔迷離，但總的來說其來源一直讓人懷疑。我們對財富品質的認識其實一貫很簡單，歷史上的陶朱公堪稱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范，《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巨萬”，所以你“誠實勞動”你“合法經營”了，萬貫財富都是私權的自由，但在制度設計的罅隙里暗流洶涌地暴富，就算經得起邏輯拷問，也逃不起百姓的歷史的眼睛；二者，再來看一個說法：在對中華慈善總會等慈善組織的調查中，工作人員均以捐贈者名單是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具體情況，但幾乎所有的慈善機構都表示，中國的上榜福布斯富豪肯定沒有在這些全國性的基金會捐過錢。拋開財富分配機制是否守衡不談，在社會的杠桿上，財富永遠是相對公平的產物，沒有金字塔基層勞動者的勞動溢出效應，就決不會有頂端的財富積聚效應。
驕奢淫逸也好，或者是勤儉節約，的確是一個道德范疇，但是，當中國富豪群體性游走在社會價值期待之外，“奢侈品消費”便成了輿論正義眼中的一根刺，你有你死不悔改的斗富自由，我有我的價值批判自由。
(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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