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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車價格聽證會:三大問題是焦點


http://whmsebhyy.com 2006年04月26日 08:52 經濟參考報

  雖然原定于4月23日舉行的北京出租車價格聽證會改在了26日舉行,卻絲毫沒有降低這場漲價風波引起各方爭論的熱烈程度。

  其實,在今日聽證會召開之前的一段時間,圍繞漲價的辯論已經開始,三大焦點問題已然浮出水面,各種建議也紛至沓來。有建議指出,應在租價油價聯動關系中建立起出租車公司、政府、司機、乘客四方合理均衡的分攤機制,并明確政府在該行業中的位置和權責

  焦點一:該“減份兒錢”還是該“漲價”?

  面對油價上漲,國內諸多城市紛紛通過上調運價化解出租車行業高油價壓力,然而,油價上漲的壓力越來越向消費終端傳遞。出租車司機和消費者也紛紛發出質疑:出租車公司的高額“份兒錢”雷打不動,油價上漲壓力卻要由消費者主要消化,這是否合理呢?

  “其實公司完全可以下調份兒錢的。”北京首汽集團一位司機說,司機的承租金降了,其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若夏利、富康兩種車每月都降低1500元“份兒錢”,則司機每天工作8小時,每月就可收入1500元,而現在出租車司機幾乎每天工作11小時左右。

  這種質疑不只是一城一地的聲音。在沈陽,出租車司機們也建議政府對出租車公司憑借壟斷地位,單方面定價的現狀予以改變,制定政策,規范出租車公司的收費行為。而深圳市率先降低出租車公司租金的做法,無疑向全國其它城市表明,出租車公司減租完全可行。據悉,為減輕油價上漲帶來的出租車司機負擔增加,深圳市政府要求從4月1日起,各出租車公司下調出租車月繳定額(月租),每月每車減少315元。這已經是深圳第二次以降低月租來沖抵油價上漲給司機帶來的負擔了。

  但從4月18日北京市公布召開出租車租價上漲聽證會至今,接受記者采訪的幾家出租汽車公司沒有一家表示愿意降低“份兒錢”的。

  焦點二:出租車公司是不是“暴利”經營?

  一位出租車公司管理者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出租車行業利潤不高,雖然租價上漲后將取消燃油補貼,但仍然要花更多錢在車輛年檢和給司機上社會保險費用上。

  但經濟學家郭玉閃指出,在2003年度每公里1.2元的運營成本表中,首汽公司有1748030元的“工作餐費”,而2004年度銀建公司共有6093136.94元的“福利費”。如此巨大的數字讓人震驚。以一輛伊蘭特為例,假定出租汽車公司完全通過銀行借貸來融資,其它條件也按上表運作,那么,9萬元投資一輛新車,8年之間(新車報廢年限)會產生13.1萬元的凈現值,而其內部報酬率為49%。

  一份長達42頁的由北京嘉信達會計師事務所作出的“關于北京市出租車租價體系六家總匯評審報告”,對首汽、銀建、京朝、鳳凰、天安、昌華德六家出租車公司成本利潤等狀況進行了評審,尚未對外公布。郭玉閃說:“我看到,銀建公司黨委書記的月工資為21544元,這一點就能說明北京市的出租車還沒有到上漲租價的時候。”他進一步解釋說,決定價格的應該有直接運營成本、組織成本、企業家貢獻、制度費用4個因素,其中“企業家貢獻”一項在出租車行業指的是司機個人的經營才能,而不應該是出租車公司的管理者。

  焦點三:出租車壟斷經營該不該結束?

  相關管理部門此前認為,全北京有出租車數萬輛,如果取消出租汽車公司而改為個體經營,管理這些車輛將耗費更多行政成本。但北京市人大代表沈夢培對此表示,出租車行業本來可以個體經營,北京市現有的個體經營戶沒有每月幾千元的份兒錢,都是依法自主經營車輛,稅后收入頗豐。目前北京的出租車公司在政府特許之下的壟斷經營,反而叫苦叫難,不斷要求政府運用行政手段去保證企業的暴利,“這種行政特許經營的方式早就應該結束了。”

  “為什么不考慮租價與車價聯動機制呢?”專家表示,北京市出租車行業最根本的問題是壟斷,解決這個行業的問題,政府必須堅決拋開這些利益集團來做決策。

  專家建議建立租價分攤機制

  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研究部副主任、經濟學博士胡遲認為,應當在租價油價聯動關系中建立起出租車公司、政府、司機、乘客四方合理均衡的分攤機制,由出租車公司、政府、司機、乘客共同承擔上漲的成本,前兩者應該負責大部分,其中公司負擔比例又應當超過政府部分,比如說按照5∶3∶1∶1,或是4∶3∶1.5∶1.5的比例分攤。

  胡遲表示,之所以是由于公司的高利潤并非來自市場競爭,而是來自政府授予的特許經營權,即行政管制之下的壟斷租金。

  政府之手應在何處

  在談到為何北京出租車行業不能引入多元化競爭,并鼓勵個體化經營問題時,有出租車公司管理人員表示,北京作為首都,社會穩定是大問題,而且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北京經常要承擔一些全國性的會議和活動,例如每年舉行的“兩會”等。這些重大會議的用車、公益性用車都是免費的,只有公司才能承擔起這項任務,個體經營無法負擔。

  有專家認為,作為出租車承擔一部分政治和社會任務,這是必然的。但是,相對于日常的社會需求來說,這部分政治和社會任務的負擔并不算重。政府部門在出租車行業中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應該是監管和門檻控制,把政府之手放在行業之外。如果我們跳出行業看問題,會清晰地發現,本來可以通過規范化的政府采購來解決的簡單問題,變成了一個需要政府直接調控利益各方的復雜問題。政府某些部門如果能換個角度探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或許會更好。


 本報記者 文婧 勾曉峰 實習生 梁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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