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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區某工地的11名民工在吃飯時，連續三頓都發現飯菜中有包工頭吃剩的雞骨、魚刺、雞蛋等東西。這條曾引起較大關注的“民工吃剩飯”新聞又有了后續報道：登報當晚，民工們就接到了“下崗”通知。
其實，這樣的結局完全是在預料之中的，因為海淀區衛生局已經第一時間表態：我國食品衛生法里只明確規定不可以提供變質食品，沒有規定不可以吃剩飯。所以，給民工吃
的剩飯只要沒變質就不能算違法，他們也就沒有相應的執法權。“這只是個道德問題。”民工向媒體自曝新聞，無非就是為了引起執法部門“療救的注意”，既然執法部門已經明確表示不管，民工們自然不會有好果子吃。
吃的最差，住的最差，干的最累，拿的最少，安全最沒有保障，受到的歧視和剝削最多，這些詞條拿來形容民工無疑都是十分恰當的。設若這些只是“轉型時期”的短暫現象，我們至少還存了個美好的念想；真正可怕的是，麻木的心靈已經習慣這樣來定位民工，而忘卻了背后的不公和壓迫，視之為無足輕重的理所當然，而絲毫沒有意圖改善的準備，因為這“只是個道德問題”。
執法部門的行政不作為，讓民工向媒體自曝“吃剩飯”成了“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同樣是因為執法部門的長期不作為或者作為不力，讓惡劣的生存環境成為民工們的生活常態，并得到了執法者“一切正常”的確認，而把責任和希望全部拋給了逐利資本天生就不具備的“完美道德”。
執法者缺席，理論上的利益代言人工會同樣缺席，媒體成了民工唯一可以依賴的對象。但是媒體的力量畢竟是有限而脆弱的，事實上，媒體的報道不但沒能改變民工“吃剩飯”的命運，反而讓他們“沒飯吃”了。
實話說，“吃剩飯”除去人格侮辱意義外，與民工遭遇的其他悲苦相比，并不算最嚴重的。但是在倫理的意義上，在人格的層面上，在公正的基點上，“一個民工吃剩飯”與“一個民工被活活累死”、“一個民工為討薪而跳樓”，是同等可悲、同等殘忍的，它們都有資格成為“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又是互為表現、互為拓展的，它們的集合正是當下的“民工生存”素描。
舒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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