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低效產業論辨析

　　■學人新論■王杰

　　長期廣泛流傳的農業低效產業論，事實上構成強化農業基礎的一個重要思想障礙，但農業低效產業論卻是以片面事實支持的認識誤區。本文以糧食種植業為例統攬農業經濟效益的全面事實，廓清農業低效產業的迷霧，顯現農業高效產業的本質，從思想上為提高和強化農業基礎張目。

　　以農業為基礎的剛性規律不剛的現實

　　新中國經濟發展史上，農業興、百業盛，農業動、天下震的現象長期存在，并大范圍反復發作，這一史實表明，以農業為基礎是中國特定條件下順則昌、逆則亡的不可逆剛性規律。但長期以來的實踐表明，包括農民投資取向在內的經濟決策又往往忽視甚至悖逆以農業為基礎的規律。這集中表現為強化農業基礎的既定方略貫徹到位率不高，“口號農業”幾成普遍現象。即使改革開放以來，“農業困難喊農業，農業好了忘農業”現象仍然反復發生。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無工不富”的呼聲高漲，幾乎湮沒“無糧不穩”，造成了連年糧食入庫困難；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有錢就有糧”的誤導下南方五省糧食大幅度減產，引起朝野震動乃至國際糧食市場價格上漲。進入21世紀以來，又對農業基礎的強化程度和農民的富裕程度估計失誤，多方爭吃“唐僧肉”，農民負擔一度成災，在種糧比較效益日益下降等綜合因素的拉動下，農民大量棄農棄耕，致糧食產量幾度滑坡。

　　當前，中央雖然開始實施反哺農業方略，但農業是國民經濟短腿的局面遠未獲根本改變，尤其是長期超負荷運行、過度透支的農業基礎設施亟待更新，農村生產力體系建設（如農業科研、推廣和普及系統等）亟待建立健全和強化，農村生產經營組織等亟需完善和重新整合，而實施反哺農業戰略效應普遍轉化為現實的農村生產力又需要比較長的過程。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農業剛剛走出低迷，初現發展性增長之際，一方面，決策層中的相當一部分，對農村經濟已經積累的生產力的總量和釋放持續期，以及農業對國民經濟其他方面的支撐強度判斷不準，大干快上基本建設的熱浪再度旋起，甚至中央三令五申的

　　農業低效產業現象掃瞄

　　實際工作部門和廣大農民乃至理論界，之所以都比較普遍地形成農業是低效產業的認識，因為這種認識確有廣泛的事實支持。這里，以農村生產力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甘肅河西國家商品糧基地高水平的糧食種植業戶——即畝產糧500公斤——為典型，分析農業經濟效益。

　　1戶5口，人均經營2畝耕地，種糧10畝，生產投入3000元，年產糧5000公斤，平均售價1．9元／1公斤，總收入9500元。

　　純收入＝總收入－總投入＝9500－3000＝6500（元）；

　　人均年純收入＝總純收入÷總人口＝6500÷5＝1300（元）。

　　人均勞動日值＝人均年純收入÷年工日。實際的月工日22天，1年12個月。則：人均勞動日值＝1300÷（22×12）≈4．9（元）。

　　據筆者的調查：農村范圍內的季節性臨時雇工，除負擔飲食外的日工資一般為15－20元；在蘭州市小飯館打工的農村小青年，除由雇主負擔食宿費用外，月工資一般為500－600元，即日工資在17－20元。農村糧食種植業戶人均4．9元的勞動日值（其中還包含勞動力再生產費用，如食宿費等），顯然遠遠低于在農村打工或在城市小飯館打工的水平，更遠遠低于國民經濟其他產業部門工人的勞動日值。

　　農民雖然不了解資本向利潤回報率高的部門自發轉移的理論，但他們基于現實中不同行業收入水平如此懸殊的利益驅動，自發將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從農村糧食種植業撤出，投向其他部門，則是資本運動規律使然。此乃農民放棄耕地的經濟根源。地方政府既普遍面對財力不足的壓力，又基于糧食種植業投資周期長、回報率低的事實支持，也必然地要將資本投向回報率高的部門。這就是大干快上工業項目的經濟動因。

　　十分清楚，農業低效產業論構成了弱化農業實踐的重要理論依據之一。

　　支持農業低效產業論的事實基礎透視

　　但農業低效產業論卻是片面事實支持的結論。

　　一是混淆了生產時間與勞動時間概念的界限。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只有凝結于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形成價值。因為農業的生產時間包括農作物自然生長的時間，所以農業種植業的生產時間是包含勞動時間又遠遠大于勞動時間的概念。在甘肅河西地區種植業120天的生產時間中，勞動時間一般只占1／6弱。據20世紀70年代初甘肅酒泉地區農村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期間的詳細核算，在使用架子車等手工勞動工具條件下，1畝糧食作物整個生產過程所需勞動時間，小麥為17工日，谷子為18工日，玉米為19工日。加權平均，生產1畝糧食作物需要勞動時間18工日。在勞動時間之內，分析糧食種植業的經濟效益，情況則迥然不同。

　　人均實際勞動日值＝人均年純收入÷勞動時間＝1300÷18≈72（元）。

　　72元的人均實際勞動日值，較之將生產時間混淆為勞動時間條件下的4．9元，凈高13．6倍。顯然，將生產時間等同于勞動時間，實際上是將諸多非價值形成因素都混同為價值形成因素。人均年純收入1300元本來應當由勞動時間18工日分享，這才符合實際的計算公式——人均年純收入÷勞動時間；但在生產時間混同于勞動時間的情況下，人均年純收入1300元由生產時間（22×12）工日分享，計算公式被置換成為人均年純收入÷生產時間，大大降低了勞動時間內的經濟效益，人均勞動日值由實際的72元下降到了虛假的4．9元。

　　用算術計算方法檢驗，其錯誤即可明顯顯現：

　　實際人均勞動日值＝人均年純收入÷勞動時間＝1300÷18≈72（元）

　　縮水人均勞動日值＝人均年純收入÷生產時間＝1300÷（22×12）＝4．9（元）

　　二是將戶均勞動日值等同于勞動力勞動日值。戶人均勞動日值與勞均勞動日值，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上例中，總純收入÷總人口＝6500÷5＝1300（元），是以5口之家平均年總純收入的結果。甘肅河西地區農村家庭經濟單元中，一般只占40％的全勞力才是戶年總純收入的主要創造者，其他附帶勞動力一般只以附帶勞動形式參與價值創造過程。為計算方便，舍去附帶參與價值創造因素，其他條件一如上例，那么，全勞動力勞動日值的情況則為：

　　年純總收入÷全勞力÷實際工日＝6500÷2÷18≈180（元）

　　180元的勞動日值，足可以與其他許多高效產業部門的經濟效益媲美。

　　摒棄片面的事實支持，農業低效產業論就會坍臺。相反，從實踐經驗、現實及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視角考察，農業是高效產業都有充分的事實支持。

　　首先，在土水肥條件較差的土壤條件下，播種一粒小麥種子，即使是不分蘗打杈的“一枝花”，單穗兩倉，每倉至少也有15粒，共有30粒的收獲。在土肥水條件較好的保證條件下，播下一粒小麥，至少分蘗打杈3－4穗，每穗3－4倉，每倉可達1520粒，共有135－320粒的收獲。“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籽”的詩句，雖然大有夸張的成分，但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農業種植業是高效產業的事實。

　　其次，近些年來城市不少率先致富的經營者，毅然決然地棄工商、向農業種養加項目投資的經濟動因，就是他們已經發現了農業種植業既是高效產業，且市場前景廣闊的秘密。

　　再次，從歷史與邏輯統一的角度思考，早在遠古時期，人們就在生產實踐中認識到了農業是低投入、高產出的產業，所以才在第一次社會大分工過程中必然地選擇了糧食種植業作為獲取衣食的第一源泉，而且持續了千百萬年。人類也正是依托源遠流長和高效的糧食種植業，才得以繁衍生息，創造出了文明史。反之，如果農業真是高投入、低產出的低效產業，人們從遠古以來就以農業為第一衣食之源，豈不是愚蠢至極嗎？

　　綜上所述，農業低效產業論只有在諸多非價值形成因素不參與價值形成過程，又平均分割勞動價值的條件下才能成立。在顯現糧食種植業經濟效益真實情況的條件下，則得出農業是可與國民經濟中許多其他產業效益相匹敵的高效產業的結論。

　　上例180元的勞動日值，是勞均實際經營5畝耕地條件下的經濟效益。根據對甘肅河西地區的調查，在使用架子車等手工勞動工具條件下，每個農業勞動力可以承擔15畝耕地。如果每個勞動力經營15畝耕地和資金投入等必備條件同時具備，那么農業勞動力的勞動日值就可達到540元，年勞動值就能達到540×18＝9720元。一個勞動力經營15畝耕地及其他必備條件同時具備的農業規模經營，在甘肅的不少地方已經成為了事實。近些年來，不少有遠見、懂經營、會管理的農民和城市居民，抓住當地棄耕承包地增多的時機，用多種形式擴大種植面積，形成相對規模經營，取得了高于家庭小農經營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規模效益，進入了“暴富”行列。一些有遠見、有財力的城市經營者，也積極投身農業項目開發，并依靠規模農業經營而“暴富”。近些年來，隨著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農業資本積累規模的擴大和農村勞動力的迅速轉移，實現農業規模經營的基礎條件正在日趨成熟。

　　從理論上矯正農業低效產業論，認識到農業屬高效產業的本質及其發展潛力，對于采取有力措施，提高農村勞動力轉移機制的穩定系數，穩步推進農業規模經營，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作者為甘肅省地方史志辦公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