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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可以提請人大釋法，是成都市人大常委會今年1月在全國率先出臺的規定。4月13日，成都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一項法規解釋，消除了出租車駕駛員從業年齡的法律分歧。
然而，該市人大常委會就此事項進行地方性法規解釋作法，筆者難以贊同。
1997年11月，成都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成都市客運出租汽車管理條例》，規
定“從事出租汽車服務的駕駛員年齡應為18周歲以上55周歲以下”。2004年10月15日，國家建設部頒布了第135號令，其中對于出租汽車駕駛員的從業資格年齡作出規定：男性年齡在60周歲以下，女性年齡在55周歲以下。在這里，顯然省會城市的地方性法規與國家部門規章之間發生了立法沖突。根據我國立法法的規定，這兩種法規之間并沒有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區分。從理論上要解決這種立法上的沖突，立法法第八十六條第二項作出了規定：“地方性法規與部門規章之間對同一事項的規定不一致，不能確定如何適用時，由國務院提出意見，國務院認為應當適用地方性法規的，應當決定在該地方適用地方性法規；認為應當適用部門規章的，應當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裁決。”單就部門規章頒布的時間以及合理性而言，期待國務院啟動部門規章的變動程序是不現實的，所以，在成都市出租車駕駛員從業年齡法律分歧中，似乎是地方人大占了主動。
但是，我們卻發現，這種主動并非采取法定變法的方式，而是充分利用了“釋法”的“變通性”。很清楚，這種解釋已經背離了原有立法的初衷，成為一項新的立法，只是披蓋著“解釋”的外衣而已。
劉婷婷 歐陽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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