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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建國
小決策者撬動重要改革的事例不斷涌現。據4月13日《新京報》報道，中國政法大學兌現了校長徐顯明在兩會期間“本科分省招生計劃按省人口比例確定”的承諾。今年，該校在河南、山東、四川的招生都達到或超過了100人，分別達到了102人、102人和100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年在北京投放的招生計劃由去年的185人下降為160人，降幅達到了1
3.51%。
徐顯明主持的這項改革，和以往地處北京的全國重點高校招收名額嚴重向北京傾斜這一現實相比，絕對是教育公平在改革實踐上的一個突破，必定會得到人口大省家長、考生們的肯定，必定會對整個高校招生政策的變革帶來影響。筆者贊許之余，覺得這里面還隱含著一種現象——那些身處基層但擁有決策權的人對改革負有非常重要的責任，他們對待改革或對待良心的態度，對一個地方或一個行業的整體改革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那些在某一行業或行政層級充當掌門人的人來說，他們其實擁有很多設計、推動改革的機會和權力，如能像徐顯明一樣推動這項改革的校長還有很多。可是，他們為何沒有這樣做呢？這里面有計劃經濟時期嚴禁基層官員創新這一觀念的束縛，有“改革會損害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抵觸情緒，有“不當出頭鳥”的對改革風險的權衡，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難得清閑”的懶惰意識，更有“不改革也不會被追究、更不會影響仕途”的功利心理等等。這些，最后都統統化為極其普遍的等待改革心理：“只要中央讓改革，我就改革，中央不說，那就等等吧。”當然，他們的借口和辦法多得很，什么時機沒成熟啊、會引發震動啊，等等。這種等待心理，是整體改革步伐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當然，我們都期望中央多多出臺既事關全局、又事無巨細、讓所有行業和單位在所有細節上都有所遵行的改革決策，讓下面的小決策者有所遵循，在減小風險和阻力的情況下大踏步改革。但這是不切合實際的想法。改革是全國人民的事，而不是中央幾個人的事。要知道，越是中央最高決策層，人數越少，他們既不是千里眼、順風耳，更不是千手觀音，不可能看到所有的下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公眾的意見和建議，因此，他們的決策只應是宏觀的、方向性的，更多的具體決策只能由更多的小決策者們來操作。如果全國所有小決策者們都去等待上面的立法或文件，那是一種懶惰，是一種失職，是在讓中央去做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做的事情。
其實，過去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小決策者的探索往往是大決策的前提，大改革往往是被小決策者撬動的。雖然小決策者們自己拍板搞改革會有一定風險，但改革必須冒風險，沒有風險的改革根本就不是改革。只要決策者按照良心辦事，以一顆公正無私的心主持改革的設計和推動，不會有太大的風險，因為會得到多數公眾的支持，即使被誤解，那也是暫時的。更重要的是，只要你的改革獲得良好效果，遲早會得到上級直至中央的承認，被作為典型去推廣，甚至作為藍本制定和推行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舉個例子：對中國農村大規模改革作出開拓性貢獻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當初就是由擁有最低決策權力的村組干部創立和推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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