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耕身
造成包括4名女工在內的9名礦工死亡的“4·6”礦難的湖南冷水江毛易鎮東塘煤礦，被當地紀委查出“官煤勾結”、“紅頂官商”的事實。據4月13日《瀟湘晨報》報道，東塘煤礦的礦老板蘇育田的丈夫陳送長，系一名正科級國家干部，“在擔任金竹山鄉副鄉長期間，主管過工業和安全生產。”而該煤系多年前由陳家買斷，陳送長還在去年“清糾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入股煤礦或企業”中瞞報實情。目前，當地紀委已將其“雙規”。
我們都曾經吃驚進而沉痛于礦方使用女工下井這樣一個事實，以為尊嚴已經被踐踏到這樣一個地步。但在沉痛之中，我們其實都應明白的一點是，生命的非正常消逝已經是最大的悲劇。對于已然釀成的悲劇而言，悲劇的主角是男是女，其實已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即便是對于更加關注女工下井的事實的人，又有誰會認為，當礦方在暴利的驅動下敢于違法開采的時候，會不敢使用女工下井？會在乎他們獲得利潤的“工具”是什么性別？因此我們加倍感知的一種悲哀，依然是法律或公權失守的事實。
我們都還記得，去年8月30日，由國務院等部門聯合發出“撤資令”，要求凡在煤礦投資入股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國有企業負責人，必須撤出投資，否則一經查出，一律就地免職，然后依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我們已經很難猜想陳送長為何能夠在瞞報真相、拒不撤資之后，既未被查出，又未受到任何處理。也許是對方太狡猾的緣故？但這也恰恰進一步表明，礦方既敢于頂風瞞報，那么不論使用女工或違規生產，又有什么是不敢的？
去年9月22日，亦即國家給出的撤資大限之日，面對內蒙古等地無一人撤資的窘狀，曾有論者指出，對于官煤勾結治理中的一種近乎父愛主義情緒的泛濫，注定使無人撤資成為一個命定的結局。正是在這種治理困境當中，終至形成了一個“制度避退，官煤挺進”的格局。冷水江“4·6”礦難，再次印證了這一判斷。不過這一次，“官煤”不可遏止地醞釀成了一場災難，并用9條生命做了寫在法律邊上的悲愴注腳。
君子可欺以其方。但作為底線的法律，不應成為君子。法律只能是一種底線，而公權的獲得者也正是這個底線的守護者。當這個底線一經超越，悲劇的意義便不因其主角是何種身份而有所增減，甚至亦不因死于礦難的女工乃礦方家屬的事實而有所增減。但是從礦方敢于拒不撤資、隱瞞真相，到敢于使用女工下井并違規生產，這樣一種步步進逼之中，我們卻實實在在地感知法律以及公權的步步退守，感知法律或公權與違法礦主之間恪守著的某種難以言喻的“君子之道”。
退，只能是終無可退、退無可退的，除非法律與公權根本就是無視公民的生命安全。所以，對于瘋狂的利益追逐者，溫和與容讓都不是人類的理性所在，更不是相關職能部門的理性所在。當我們更加吃驚于這樣一些更具悲劇意義的事實，以為惡劣至此，以為是可忍孰不可忍之時，也恰恰暴露一直以來，我們很多人總是善良地希望，盜亦有道，即使是違法犯罪，也不應突破人倫的底線才好，不至于淪為非人才好，總希望他們能以人的名義給人類留一點點尊嚴。但事實證明，我們一再地失望了。面對那些瘋狂攫取利潤的礦主，我們如何能夠寄希望于他們尚未泯滅的良知？
（原標題為：礦難再現的公權避退和官煤挺進格局）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