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產生于明代

　　十五、十六世紀的明代，經濟、社會、政治要素的共同作用，催生現今為各地樂道的十大商幫，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國家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線上

　　商幫產生于明代

　　■經濟史話

　　□梁小民

　　在沉寂了近一個世紀之后，“商幫”這個詞又一次變得合時。過去有過“商幫”的地方，以新×商幫為名，如新晉商、新魯商、新浙商；過去沒商幫的地方也稱自己為新×商；如歷史上本無京商，但還煞有其事地開會研討新京商。看來了解一點歷史上的“商幫”還是必要的。

　　“商幫”是中國歷史上由地域關系聯系在一起的商業集團。作為一個“商幫”，應該是具備五個條件，第一，在這個地區要有相當發達的商業；第二，有一批積累了大量資本的巨商作為中堅；第三，在經營、制度、文化等方面存在不同于其他商業集團的特點；第四，許多獨立的商家出于經營和競爭的需要組成以地域為紐帶的松散聯合；第五，在歷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

　　按照這些條件，學界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十大商幫：山西以晉中為中心的晉商，歙縣、婺源等徽州六縣的徽商，臨清、濟寧、聊城、煙臺這一帶的魯商，以寧波為中心的浙商，以龍游縣為中心(包括常山、衢縣和江山五縣)的龍游商，蘇州西南吳縣境內太湖中東、西洞庭山(現在吳縣的東山鎮和西山鎮)的洞庭商，江西由人口流動形成的江右商，以

　　這十大商幫最活躍的時期是明清，但都是在明代形成的，盡管時間并不相同。為什么十大商幫形成于明代？

　　商幫的形成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商品經濟發展又是生產發展的結果。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在宋代曾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經過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來了一個經濟高潮。

　　明代的農業生產工具已經達到傳統農業下的完備。人力犁、風力水車得到廣泛運用，龍骨車得到改善，并使用了畜力。水利建設有了相當發展，到15世紀初，明代共開塘堰40897處，河4162處，修渠堤岸5048處。在農業方面，發明了砒石拌種、骨灰蘸秧根、區田法、提塘耕作法。福建、浙江有了兩季稻，廣東還有三季稻。引進并推廣了玉米、花生、煙草、番薯、向日葵，同時棉花種植有了更大發展。

　　明代人口從永樂年間的6500萬增加到萬歷年間的1.2億。據專家估計，萬歷年間農產品總量達696億斤，江南水稻單產到2石(300斤)左右，與當時歐洲處于同一水平。封建社會中農業是基礎。農業的發展為工商業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

　　明代在官營手工業衰落的同時，民營手工業有了迅速發展。尤其是蘇杭的絲綢業、廣東佛山的冶鐵和鐵器鑄造業、江西景德鎮的制瓷業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紡織業，無論在生產技術還是生產規模上，都有了相當發展。如紡織業中普遍采用了足踏繅車、織機、提花機等技術工具。

　　在明代僅蘇州織染局就有織機173張，每年生產緞子1534匹。民營織戶超過官營的織造局。到明末，民間織戶達3萬人，至少是官局工匠的3倍。再如佛山的冶鐵業，明末時已有“口廣丈許，底厚三丈五尺”的大高爐，并由圓柱體改為瓶狀，火口鑲火石，機車裝料。這些都是冶鐵業的重要革新。一天一夜可出鐵3600斤。尤其是民營冶鐵業發達，從永樂三年到宣德九年的三十年間，產量從13萬斤增加到833萬斤，增長近70倍。經濟史學家說中國明代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由此而來。

　　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亦有相當大的發展。從國內貿易來看，國內市場已從封閉的地區性市場，走向國內統一市場。宋應星《天工開物》中夸張的說法是“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徽宦商，衡游薊北”。明人李鼎的說法是“燕趙、秦晉、齊梁、江淮之貨，日夜商販而南；蠻海、閩廣、豫章、南楚、甌越、新安之貨，日夜商販而北”。沿著長江和大運河，出現了一批新興商業城市，如成都、重慶、武昌、揚州、蘇州、杭州等。《金瓶梅》、《三言二拍》這些成書于明代的市井小說就反映了當時商業發展的狀況。

　　明代中期之后，對外貿易也有相當發展。造船和航海技術都較宋代有相當發展。海外貿易主要是南洋，其次是日本。中國的出口以絲綢、

　　對十大商幫形成起著重要作用的還在于政策的變化。明朝初年，為了保衛北部邊防設了“九邊”(九個軍區)，80多萬強軍和30多萬匹戰馬給政府財政造成極大壓力。洪武三年開始實行的以糧換鹽引的開中制是晉商和陜商形成的契機。可以說，沒有開中制，山西和陜西的商人就難以成氣候。明代中期，開中制轉變為折色制，以及官府授權的私人鹽業壟斷經營是徽商成長的關鍵推動力。明代中期，在遼東和張家口分別開放東西馬市，對晉商由以鹽業為主轉向多種經營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沒有這種政策，就沒有在“走西口”中成長壯大的晉商。同樣，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閩商、粵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有經濟發展就有商業的發展，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無論如何禁止、壓制，人逐利的本性使他們冒再大的風險也要去經商。盡管封建社會中一直執行重農抑末的重農主義政策，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十分低下，但經商仍然是不可阻擋的潮流。明代十大商幫的形成正是當時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但是，還應該看到，政策對商業發展的程度仍然是有影響的。明代的折中制、折色制、開放東西馬市，原來的出發點是鞏固封建統治，但客觀上卻促進了商業發展和商幫形成。有限地開放對外貿易是迫于壓力，盡管有限，其作用也相當明顯。不過由于明代專制統治加強，稅收名目繁多，關卡林立，貿易受到相當大的限制。從這種政策我們可以想象出這些商幫成長的艱辛。

　　在十五、十六世紀的明代，中國與西方國家基本是在同一起跑線上。不過在中國實行重農抑末和海禁時，西方國家已經實行重商主義和海外開拓政策。這就是中國近代落后于西方的根源。

　　(作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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