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發生了什么》緒論

　　金錢鋪設了一條通往權力大門的新路。當昔日的瓦匠、鞋匠、學徒、車間工人、高考落榜青年，憑借惠及個人、家庭和社會的財富，走向象征人民主權的人民大會堂，我相信新興的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業已為中國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

　　這就是我試圖論說的浙江的民主。過去的20余年里，浙江人沖破了階級和貧窮的藩籬，過上了只有相對富裕方能享受的民主生活，集體無意識地催生了堪以稱作“浙江的民主”

的新現象。

　　勾勒這一獨特現象的容顏，解釋這一獨特現象何以生成，是我寫作此書的要旨。但，夸獎不是我的全部目的。除了浙江的民主的本身形象，我還想追訪它的特性、意志、偏見和情緒，我想搞明白浙江民主的究竟，以使我們至少知道應當希望他如何和害怕他什么？

　　本書的中心思想一目了然：浙江經濟的驚人成就，自發地孕育出一個新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爭取更大財富的動力，驅使這些新的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們，自下而上地攀上權力的枝條，執政黨自上而下的不失時機的應和，最終釀成了我們所看到的浙江的民主。

　　浙江不是一座孤島。我們議論浙江的民主，當然離不開宏闊的中國語境，浙江的民主生活，也不可能不被中國的公共生活所限定。所以，研究浙江的民主，就不能局限于描述、詮釋，回答以下問題，是我不得不迎接的挑戰：浙江的民主對中國民主的未來意味著什么？中國的民主將以怎樣的姿態融入世界民主的大合唱，后儒家民主，還是西方民主？以西方民主模式衡量浙江的現實，我們會不會陷入迷途，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標準，我們又會不會墮入自我編織的自欺欺人的幻境？浙江的民主，會不會遭遇“拉美化”危機，會否復制出俄羅斯寡頭民主的中國版本？浩浩蕩蕩的民主化的世界潮流中，浙江的民主，貢獻了怎樣的地方經驗，又如何對接民主的普世價值？

　　回答這些追問之前，還是讓我們回到

　　七山一水兩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風貌，窺探民主發育的條件，并非我獨創。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堅的山脈河川和美國的民主勾連在一起。黃仁宇先生在議論中國大歷史成因的時候，也同樣考慮到海洋和內陸的地理要素。

　　大師們的思維視角，對我追訪浙江民主源頭的啟發，無需諱言。但我對這一方法的引用，絕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我堅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謂的“擴展的秩序”，而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兩分田”的自然地理條件。

　　我們說，10000億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誰是這么龐大的GDP的創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偉的32萬余家私營企業700余萬私營企業從業者，他們創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再問，私營企業主階層為什么成為浙江經濟的擎天柱？于是，我們的答案，開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課上描繪中國簡圖時，總不忘在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南翼，畫一個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條曲折的細線。東海岸邊的這只海螺，就是10萬平方公里多一點的浙江，那條細線，就是無數文人歌詠過的錢塘江。

　　錢塘江之于浙江，不僅給她注入水的靈性，還以江流曲折的特點，賦予她“浙江”的名號。鳳陽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龍袍之后，浙江始作為省名，閃現在中國的史書上，迄今未變。

　　遺憾的是，女人般婉約婀娜的省名，未能掩蓋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盤踞大半壁江山的殘酷現實。70.4%的山地丘陵，23.2%的平原盆地，6.4%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兩分田”的由來。水少，田少，在農耕社會，從來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雁蕩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報21世紀的世界自然遺產，可以成為文人抒懷的載體，卻不能給男耕女織的農人平添一絲絲幸福指數。

　　當下，在10萬年前就有古人類活動的浙江，208.17萬公頃的耕地上，滋養著4600余萬的人口。［1］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2003年才開始呈現的殘酷現實。早在清朝咸豐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萬。［2］數百年以來，土地始終是浙江農民的命根子。

　　直到我們創設的討論浙江民主的時間起點，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緊張關系依然沒有絲毫改變。是年，浙江人均耕地0.68畝，不足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在經濟最具活力的溫州、臺州，人均耕地面積耕地更為稀少。當年，溫州人均耕地0.52畝，而永嘉的橋頭鎮，只有0.28畝。［3］

　　這就是浙江人偶然間成為“東方猶太人”的自然地理條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須走出浙江，在流動中尋覓活路的生命路線圖。2005年春天仙逝的費孝通先生說過，以農為生的人，時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4］。當直接取資于土地的農業，不能讓浙江人“黏在土地上”，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他們只得哼唱著“你挑水來我澆園”，像邱繼寶那樣挑著補鞋的家伙，茫然地走向前路渺茫的東北。

　　沒什么好奇怪的。為什么和杭州毗鄰的徽州，在清代出現那么多的紅頂商人？一個緊要的理由，不也是人多地少么。再瞧瞧晉商，威尼斯商人，世界歷史上的商幫，有幾個不是因為地狹人稠，被迫走向非農業領域，最終謀得廣闊天地的。

　　用浙江人多地少土地貧瘠，對比東北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我們就容易理解，計劃經濟的堡壘為什么能夠在浙江民間被率先沖破。盡管自然地理條件的解釋，并非唯一的原因。我相信，它一定是諸多原因中最為重要的一個。

　　對比一下浙江的南部和北部，追問：為什么南部的經濟比北部繁榮？為什么民主制度創新絕大多數在南方的溫州、臺州等地？

　　除了自然地理條件的差異，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釋。南部不僅地少人多，還多臺風洪澇等自然災害的侵襲。北部則不同，毗鄰安徽的湖州，就是被季風性濕潤氣候滋養的浙北平原。除了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外，戰爭還使得北部人均擁有的土地，遠多于南部，雖然它們同處人多地稀的浙江。

　　據卓勇良和陳立旭的研究［5］，戰爭使得北部人均占有的土地份額，遠比南部高。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浙江人口損失了三分之二，最為慘重的是浙江北部。日本侵華戰爭之后，浙江北部再一次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嘉善縣一度是中日拉鋸戰的中心地帶，1942年的人口不足15萬，不到民國初年的一半。1975年，浙江北部嘉興地區人均耕地，是浙江人均耕地的2倍多。

　　30年以后，考察浙江的民主，我們發現，“北方人”在民主制度的創新上，不足“南方人”或者“中部人”的二分之一。不錯，將“南方人”和“北方人”區別開來，或許有益于浙江的民主的闡釋，可是，為了形成觀點并創設討論問題的基點，籠統地看待浙江的民主是有好處的，盡管有片面和固執的嫌疑。

　　不能從土地里刨出黃金和糧食，浙江人選擇了外出。一開始是地少人多的環境使然，慢慢外出變成了習慣，習慣演進成傳統，傳統轉變成文化。考察一下樓忠福同一時代的浙江私營企業主們，有多少人不是少小離家，外出謀事。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雖是女流之輩，也在那個時代，挑著貨郎擔，漂浮在中國的土地上，掘她的第一桶金。

　　比起那些出海渡洋的浙江人，周跑的并不算遠。從明清兩代就開始外出謀生的浙江人，有很多去了歐美，少數散步在非洲等我們平日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國家。據說，原浙江省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能夠成功出逃，得益于浙江海外僑民眾多，易于謀劃，便于藏匿。

　　2004年冬天，我在杭州日報集團遇到當下頗為著名的時評作家徐迅雷。他的沒讀過幾本書的兄弟姐妹，許多年以前就遠赴歐洲，做起了僑民。徐的故鄉是著名的僑鄉，有數萬人在海外經商，定居。

　　有些浙江人在中國和別的國家官方貿易尚未展開的時候，就經由種種渠道，打開了他們的國門。不是所有去海外做生意的人，都像人們想象的那么風光。為了開拓海外貿易，客死異國他鄉的也不乏其人。

　　問浙江人為什么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代，還敢于偷偷摸摸地做生意？我們不妨看看威尼斯商人：“威尼斯人的進取和追求利潤的精神太強烈而且太必要了，不允許宗教上的顧忌長時間地阻止他們恢復以前與敘利亞的聯系，盡管他們現在掌握在異教徒的手里——對意大利人而言，只要顧客付錢，他們的宗教信仰無關緊要。追求利潤會背上貪婪的惡名，但在這里，它以最露骨的方式表現出來。”

　　如果我們將威尼斯商人面對的宗教，比喻成毛澤東時代抑制商業的教條，將威尼斯人置身“無土可耕，無石可采，無鐵可鑄，無木材可作房舍，甚至無清水可飲”［6］的沼澤的生存條件，比擬成浙江人地稀人稠多臺風的自然條件，就能明白溫州人為什么在1970年代全國人民都在學大寨的時候，甘冒坐牢的風險，私刻公章，偽造介紹信，外出倒賣糧票、金器和銀器。

　　逼迫浙江人走出“農業社會”的匱乏的自然條件，不限于土地的稀少。鐵、煤、油等等工業原料的貧欠，也驅趕著“由農而工時代”的浙江人，闖蕩外面的世界。國家統計局發布的45種礦產工業儲量潛在價值表明，浙江人均資源量綜合指數，全國倒數第三名。

　　浙江瀕臨沿海與上海為鄰的區位，一度也是劣勢。作為海防前線，計劃經濟時代的國家經濟工業布局，都過早地拋棄了她。1953年至1978年，浙江人均國有投資411元，全國倒數第一。再者，由于她有上海這樣的“闊鄰居”，民國時代的浙江工業資本，不足上海的1/16。［7］

　　中國古老的禍福相依的哲學，被最近30年的浙江經濟再度驗證。稀罕的計劃經濟國有投資，讓他們少卻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上海富可敵國的資金和“星期天工程師”，給他們補給了人流，物流，信息流，技術流。沒有國字號經濟可以倚賴，扶持私營企業，就成了懾于政績壓力的官員不得不的選擇。

　　事功的文化品格

　　追本溯源，非獨自然地理條件，浙江人重事功、務實效、敢冒險的文化品格，也是浙江民主生成的要素之一。當然，人文要素并非直接作用于浙江的民主，而是通過刺激經濟，進而由經濟的成功影響到民主的生成。

　　慣常的說法是，永嘉學派重事功的文化傳統，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重商務實精神的來源。我的同行，新華社浙江分社原副總編胡宏偉，就從800年前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身上，探察到溫州市場經濟的“基因圖譜”。［8］

　　歷史上所謂永嘉學派，又被稱作事功學派，最為看重經世致用。“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不少浙江文化人耳熟能詳的這句話，便出自葉適之口。他認為功利與道義并行于天地之間，“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爾”。

　　盡管有人質疑說，引導浙江經濟奇跡和制度創新的人群中，大多數人只是粗通文墨，“可能連葉適、陳亮、黃宗羲等人的名字都聞所未聞，更遑論受浙東事功學思想觀點的影響了。”［9］但我相信，重商，重事功，務實效的確是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品格。只是，我難以辨別這種文化品格的原動力，到底是事功學派，還是宋代以降的人地矛盾，抑或兩者兼而有之。

　　30多年前，兩位偉大的經濟學家在解釋《西方世界的興起》時，不約而同地談到了人口和土地的關系。如前所述，中國的學者在解釋浙江經濟的繁榮時，也挪用了人地關系的方法論。自宋代始，急劇膨脹的人口導致了人地矛盾的緊張，依據南京大學周曉紅、浙江省委黨校的研究［10］，浙江樂清在1731—1825年不足100年的時間段內，人口猛增了將近兩倍，人均耕地卻從4.39畝下降到1.62畝，依據4畝地養活一個人的生產力水平，他們除了務實地應對生活的殘酷，一粒米一顆稻地謀取生活外，怎么敢玩虛的呢？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發生在2004年。“振興東北”作為新的政策興奮點，被中央政府高調提出后，沈陽推出溫州節，拉攏溫州的商人。媒體傳來浙江商人闖關東的新一波熱潮。震撼于鋪天蓋地的報道，我開始了鄭重其事的尋訪。遺憾的是，浙江商人潮水般涌入東北，只是一場媒體“秀”。真實的情況遠非傳說中那么振奮人心，即便是此間前往的少數浙江商人，也不是因為“振興東北”的政策號召。

　　沒有真金白銀的利益，道義上再偉大正確的事，也沒有哪個浙江商人愿意去干。即便是敬鬼神這樣的事，也能折射出浙江人的務實精神。普陀山是佛教圣地，但佛教并沒有統領有神論者的頭腦。稍稍留意浙江私營企業主敬重的不知凡幾的行業鼻祖，從木匠瓦匠供奉的魯班，到龍井茶商信奉的陸羽，再到鞋匠尊崇的孫臏——名目繁榮的行業保護神，一方面證明毛澤東“中國農民多神論”的正確，另一方面則表明浙江民間社會對神的信仰，是務實的，“有奶便是娘”。

　　浙江人大多不看重不著邊際的虛玩意，他們在乎的是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不是名分。2002年，我去浙江解密他們的外貿奇跡，發現私營企業主階層才是奇跡的制造者，而非海關報表上的國有企業。細察方知，由于進出口權的“公有制”瓶頸，大批量的中小私營企業主，委身于“國”字旗下，紛紛套上紅帽子。

　　紅頭文件，中央政策，無論它們對自己是如何的不利，他們都不曾夢想著直接去撼動這些高高在上的律令。他們深知自己在國家機器面前的渺小，從不幻想著雞蛋碰碎石頭，而是迂回包抄，陽奉陰違。官人說私營經濟的股份合作制有資本主義的嫌疑，商人就說自己是集體經濟的股份制。“先生娃，后取名”，“先看一看，不下結論”，1980年代以來流行于溫州的許多民諺，清晰地洞見了浙江人的避虛就實的“實惠精神”。

　　從不硬頂，映射出性格指向，不是懦弱膽小，而是工于謀算，遇到紅燈繞著走的商業智慧。浙江多商人，多師爺，還多數學家。溫州是數學家的故鄉。除了蘇步青，姜立夫，李銳夫三位當代數學界的泰山北斗，還有領導過中國科技大學的校長谷超豪，領導過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陸善鎮等等以數學聞名的溫州人。由此推斷溫州人會算經濟賬，注重實效，善于算計，難免牽強。事實上，他們在經濟利益面前，多的不是精心的算計，而是敢于冒險的勇氣。只不過浙江人的冒險，大多體現在商業領域，而非政治。即便冒政治風險，圖謀的也是經濟利益。

　　敢于冒險的背面，就是敢于承擔風險。風險，可以是家破人亡，也可以是客死他鄉。從1980年代被逮捕判刑的溫州“八大王”，到前幾年在俄羅斯被劫殺的浙江商人，一個個悲慘的冒險，被操著浙江口音的闊綽掩蓋了。在浙江，幾乎每年都有商人突然從人間蒸發，再無蹤跡可覓。訪其緣由，多數是經商失敗后躲避債主逃往海外。冒險的代價是巨大的，浙江私營企業主在生意上的艱難險阻，遠非他們在支票上簽字時那么瀟灑倜儻。

　　敢于冒險，就意味著敢于擔當，勇于創新。數數浙江30年來誕生了多少個第一：中國第一個農民包飛機；中國第一座農民城；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執照；中國第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中國第一個私營企業條例；中國第一個改革金融利率；中國第一個跨國農業公司——民主創新領域，浙江人也審時度勢，搞出了很多個第一：第一個全國人大代表自費登廣告征集議案；第一個給農民工以選舉權；第一個搞選舉公證制度——

　　敢于冒險，還意味著不怕被視作異端。義烏人馮志來，一個獸醫，竟然在中共十三大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之前25年，寫出如出一轍的萬言書——《半社會主義論》，送到中央辦公廳，要求與毛澤東對話。這一點倒像葉適，在陳朱理學被尊崇為正宗的年代，敢于反對崇本(農業)抑末(工商業)，反對重官(政府)抑私(私營)［11］。

　　歷史遺留給浙江人的經濟哲學和商業文化，培育了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今天長成參天大樹的土壤，但私營企業主階層一躍而為一個新興階層的歷史緣由不止于此。南宋小朝廷建都杭州，帶來大撥能工巧匠，北宋以后杭州、溫州、寧波相繼開放為對外貿易口岸，都可能為浙江人重事功、圖實惠、敢冒險、闖天下的人文品格，埋下了伏筆。

　　開放、貿易與全球化

　　年過而立的徐迅雷，為什么會在仕途看好時，棄政從文？一次，我問徐迅雷，他的家人會不會勸他珍惜光宗耀祖的官宦生涯？他說，他的家人和親戚，有不少懷揣有名無實的初中文憑赴地中海沿岸，用浙江方言做小生意去了，“官念”非常的淡薄。

　　漂洋過海，是浙江人將近千年的傳統。北宋年間，溫州的造船業舉國無雙。海外貿易自彼時起，就把浙江人和海外捆綁在一起。世界貿易組織，是一條填平大海的“船”，牢牢地拴住了浙江人，哪怕在中國尚未“入世”之前。

　　我們論浙江的民主，離不開浙江的私營經濟，說浙江的私營經濟，就無法回避浙江的開放、貿易和全球化。經驗的直覺告訴我，通往四海的貿易格局，全球化的生意往來，正在開鑿一條浙江的民主通道。

　　蝴蝶在此岸扇動翅膀，無數次的迭加，或可在彼岸引發海嘯。西方人的“蝴蝶效應理論”在浙江私營企業主看來，一點都不深奧。尤其是做貿易的商人，生意上的全球化反應，早已讓他們明白了這一點。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聯軍轟炸巴格達。伊拉克戰爭的陰影，很快就蔓延到義烏。我記得，那時候，近4000常駐客商中，有一個經營中國小商品的巴格達商人。他的集裝箱，往返于寧波——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巴格達。戰爭爆發前一個來月，他連土耳其以及其他中東地區的訂單也沒有收到一個。

　　我的朋友，原南方周末記者謝春雷在戰爭開始的時候，采訪了一個做毛毯生意的義烏商人。中東生意的中斷，壓得這個商人烏云罩面。戰爭還迫使三個溫州商人鋌而走險，在隆隆炮火聲中，奔向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中國入世前三年，戰火損他數千萬美金的陳姓商人，便在阿聯酋海港城市迪拜，建起了三座年成交額1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城。

　　不懂外語，靠翻譯、手勢和計算器談判的浙江商人，業已綁上了全球化戰車。義烏人早已丟棄了用以發家的雞毛換糖，仰賴寧波港的集裝箱，把中國制造的貨品從國際商貿城，輸送到全球212個國家和地區。走在義烏，漢語、英語、朝鮮語和阿拉伯語，四種語言寫成的醒目的廣告牌，強硬地向我宣告這座國際商貿城面向全球的定位。

　　開放格局下的全球化視野，不僅填寫了巨額的外貿出口單據，還迎來了民主的人權觀念。2000年以后，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爾瑪，派員去義烏浪莎集團，檢查工廠的安全生產和消防設備，甚至還到職工的廁所看過。在做記者的我，還不知“SA8000”為何物的時候，浙江人就從沃爾瑪這些跨國公司的小動作中，明白了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知道“SA8000”的中文含義是社會責任標準。

　　就在沃爾瑪這樣的企業，將“工廠素質評分標準”納入到全球采購的日子里，浙江私營企業主漸漸懂得了消防設施不齊備，非法使用童工，不僅是不道德的，也違反世界通行的生意規則。把勞工權利與訂單掛鉤，固然讓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愉快，卻固化了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社會責任。

　　現任上海東方早報副社長的胡宏偉，在西湖邊的一個茶館里，跟我說，他在新華社浙江分社期間，曾編發過一篇驚心動魄的新聞稿：距離義烏城區不足百里的永康縣，一年斬斷過千只手指頭。永遠都那么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從事制造業，在封閉的車間內，一顆顆螺絲釘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業機器的吞噬，實則吞咽不開放的苦果。

　　義烏則不同，他們對外來民工，還是給予了盡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們在中國率先給民工以選舉權，允許他們競選打工區域的人大代表。我們當然不能將之附會成國際跨國集團的壓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開放，確實義烏和義烏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權利。

　　全球化不是免費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貿易的好處，也遭遇了“反傾銷”的不愉快。盡管入世談判是國家的事，應訴打官司卻是民間商會的事。2003年，中國民間應訴第一人，溫州打火機協會副會長黃發靜，打贏了中國入世第一案。

　　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國際貿易法律，把習慣各自為戰的浙江商人團聚起來，自行解散了“跑單幫”的貨郎擔模式。曾幾何時，他們從來沒有關心過這樣的議題：中國該不該入世？貿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后如何應對國外的反傾銷？他們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過邊境，和洋人做生意。

　　現在，WTO議定的“世界貿易憲法”，已經波及到他們，他們原先以為只是少數政策制定者和少數學者關心的事情，已然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2004年，溫州人開設在意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傾銷怒火的焚燒。盡管他們并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間社會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內在聯系。他們不得不快速組建起一個個民間社團，去應對應接不暇的反傾銷，反補貼。同業公會這樣新名詞，改寫了他們的商業行為方式。在浙江，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團組織的次第登臺，讓中共杭州市委黨校課題組的成員驚訝不已。

　　顯然，他們的自組織能力，已經超出了官方的預期。在溫州，非官方的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開始影響到地方政府的決策。如果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就在于它給不同的利益集團提供了主張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國際化浪潮中躍起的一個個NGO，毫無疑問地豐富了浙江的民主。

　　發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說明：為促進一種國際貿易體制而設計的規則，可以用民主價值來論證它的正當性，貿易，開放的貿易，確實有助于我們朝著民主化的方向行進。

　　自發擴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會不止一次地翻閱哈耶克的著作。這位偉大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倡導的“擴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擊我心靈的窗戶，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細節，做出理論上的說明。浙江的民主，從來就不是官方有意為之的“計劃性產出”，而是發軔于民間經濟的自發無序的生成。

　　對于西方世界的興起，歐美的經濟學家們曾圍繞歐洲經濟增長的原因，爭執不休，有的說是技術革命，有的主張人力資本的投資，還有的人強調市場信息成本下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說：他們說的都對，但都沒有擊中要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才是經濟增長的關鍵；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興起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經濟組織怎樣才會有效率？他們談到政府須保護所有權的制度創新，“如果所有權使從事社會生產性活動成為合算的，便會出現經濟增長。”［13］

　　返觀浙江20余年來的經濟發展，我們能找到多少技術進步的例子，解釋一個資源倒數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間，坐上中國經濟領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資本的投資，詮釋他們創造出GDP124億的秘密么？同樣，我們也不能僅僅用市場信息成本下降，說明浙江在GDP年增長速度、人均GDP增長速度、外貿出口總額、財政總收入四項指標上，僅次于北京上海廣東的經濟奇跡［14］。

　　諾斯對西方世界興起的解釋，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經濟奇跡的創造上。25年來，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不斷壯大，浙江經濟總量的遞增，都與私有產權息息相關。他們曾為產權坐過牢，為私有產權戴過紅帽子，在政治風波乍起的時候，主動向地方政府申請“充公”，近些年來他們為私有產權得到憲法的保護，屢屢上書，利用他們在人民大會堂的參政議政權，一次次建言國家將保護私有財產寫進憲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償。

　　為什么握鋤頭、螺絲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終能和中國領導人拉在一起？你問從小就蹲在寒風中修鞋的南存輝，問年逾不惑才開始賣冰棍的宗慶后，除了哈耶克所說的求生存求發展的本能之外，還有什么偉大的理想在支撐他們么？

　　哈耶克說，資本主義是一個被反復誤讀的概念，它的本質不過是自由企業制度或者人類合作秩序的無限擴展。他認為，在合作秩序的擴展中，產權私有的社會基礎不可或缺。顯而易見，浙江20余年的發展，滿足了這個條件。

　　論功行賞，我們只能將這個豐功偉績，歸于自發的民間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員相對于其他省市，要開明得多，但他們不是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時候，他們是被民間的力量推動著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營企業主階層以前，說他們是改革的維護者，遠比稱他們是維護者，更為貼切。

　　自1960年代始，溫州的改革派官員的命運充滿悲愴。他們時常是“被拎出來‘示眾’一番的被告”，他們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業的典型，并在外來取經者跋山涉水而來時，不厭其煩地向來者大談溫州發展公有制經濟的經驗。兩位追蹤溫州多年的前新華社記者說，如果我們據此“說溫州的官員一開始就明白執政體系應當如何與市場經濟相銜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場經濟狀態下發揮有效的作用”［15］，顯然是夸張了。最接近本質的解釋是：情勢的變遷，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壓力，他們不得不順勢而為，以利益調整的方式進行協調。

　　在浙江，縱使那些在私營企業發展的生死關頭支持過改革的官員，也沒有幾個是真正的先知先覺者。他們確實提著烏紗帽，冒險支持過第一個股份制的銀行，以及其他為數眾多的冒當時制度之大不韙的“第一個”。凡此種種，都符合經濟人的假設，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通往奴役之路》、《自由憲章》中反復申述的“擴展的秩序”相吻合。

　　再看看義烏小商品國際城26年前的命運懸浮。當農民丟棄農活去做批發市場的時候，吃官飯的工商人員，便根據紅頭文件的指示驅趕他們。雙方之所以沒有變成貓和鼠的天敵關系，不是因為工商人員支持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鄉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發的合法性承認，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協。

　　刨除少數官員“尋租”的私心，多數時候，浙江各個地市的大小官員，在改革開放中展示開明的最大動力，莫過于“造福一方”的壓力。又無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們偶爾也看不慣的私營企業像野草般瘋長。尤其在GDP掛帥的時代，數字政績使他們無論情愿與否，都得和私營企業主坐在一起，支持他們的錢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員們對民主政治領域內的制度創新，所持態度大抵上也是順水推舟。如果情勢不明朗，他們的態度則趨向于曖昧，或者否定了事。義烏的官員最初聽說私營企業主捐資參選“村官”，沒有表態，只是任由他們去做。瑞安首創的契約村官制度，在媒體或贊賞或質疑的嘈雜聲中，被中共溫州市委束之高閣。

　　所以，我想，浙江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崛起，以及他們所推動的私有產權入憲，乃至滲透其中的民主價值觀的萌芽，從來都不是決策者的神機妙算，盡管開明的官員和政府確實對制度變遷意義非凡。

　　我由衷地嘆服于無序的自發的擴展的秩序。以大歷史的眼光觀之，浙江漸進式改革的成功，是漸進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擴展的秩序”的勝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麗地逶迤在蒼穹，不矯飾，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預設，亦非一夜變天的鳳凰涅。

　　你瞧，先在舊體制的邊緣鑿個洞，讓新體制溫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緩緩地融解冰凍的舊體制，繼而讓冉冉升起的新體制取代日益崩塌的舊體制。新舊體制的交換，非但沒有引發社會動蕩的海嘯，看似穩定的政治體制，還為接下來的制度變遷，準備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

　　浙江民主為中國民主未來的意義

　　浙江民主對中國民主的意義，同樣可以用“蝴蝶效應理論”來闡釋。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經常發現，浙江的民主制度設計的個案，正在被中國的其他省市復制重塑。

　　2004年，溫州人大常委會攜手溫州“一報一臺一網”，創造性地將人大監督融入到輿論監督之中。當漫天飛舞的輿論給予溫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贊譽，福建的臺江區人大聯手《東南快報》，從審判職能的發揮、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質三個層面，評議臺江區法院。公眾對臺江區法院的建議、批評與意見，不僅見諸報端，人大代表還將坐鎮報社，傾聽公眾的心聲。

　　涉及其中的《東南快報》，不經意間暗示，他們在福建場域內的創新，其實是對輿論監督溫州模式的創造性的借鑒。

　　溫嶺的民主懇談，非但被中國其他地方復制借鑒，還啟發研究民主的學人去辨析，去傳播，從學術途徑影響當政者，進而影響中國的民主進程。

　　溫嶺的民主懇談，是浙江人對農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慮過什么民主的臺州人，在學界的說服下，將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懇談會”。它在破解鄉村社會緊張的干群關系這一難題上的價值，被浙江大學研究民主的學者們發現了。不過20年歷史的“協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為中國學者解讀溫嶺現實的工具。

　　學界的研究影響到中央編譯局這樣的官方智囊機構。他們的領導人，少年時通過讀書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創新”的專項調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懇談的種種好處，并授予他們“創新獎”。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在《北京日報》上撰文說，他注意到中國的學者們開始了協商民主的研究。進而，他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就是協商民主的一種形式。是黨派之間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制度安排。是從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具有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

　　這篇文章發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協商會，就調整充實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和增選全國政協領導成員的人選，與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協商。

　　我們當然不能愚蠢地說，人民政協制度是浙江民主懇談影響下的產物，但我們或許可以揣測，浙江民主懇談有望影響協商民主機制在中國的生命力。

　　當然，沒有節制地夸大浙江民主創新對中國民主的影響，好比一廂情愿的單相思。浙江的民主，并非獨立于中國語境下的獨特的民主創新。它之所以在中國大陸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是因為它耀眼的GDP，超越資源局限的發展速度，使得那片狹小的土地過早地呈現出開放社會的態勢，給民主的發展，供應了適宜的溫度和政治氣候。

　　假如我們相信，浙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領頭雁，它的今天是落后于它的“小兄弟”們的明天，我就可以認定，浙江的民主就是中國民主的先聲，具有旗幟性、前瞻性。

　　實際上，京城官方智囊團的高級成員也是這么看的。2001年，一位中共中央黨校的副校長，在浙江組織了一場“勞動價值論”的調研。次年7月1日，彼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私營企業主成為“建設者”的一分子，以剩余價值、剝削和階級為理論元素的“勞動價值論”，得到了修正。又過幾個月，浙江飛躍集團董事長邱繼寶，以私營企業主身份出席了中共十六大。

　　浙江民主的前瞻性，引領了中國的實踐，也受制于中國民主改革的整體水平。毫無疑問，浙江的觀念，已經超越了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現實。但中國民主改革的步驟，不太可能隨著浙江的變化，整體推進。因為，全局性的憲政文化水平，與浙江“民情”不相匹配。浙江官方智囊團成員拿理論創新舉例說，“我們現在碰到的一個較大的問題，就是理論難以正確解釋浙江改革實踐所遇到的大量問題，在實踐中產生了嚴重的知行不一的困惑，嚴重影響政府行為和社會精神氣質的提升。”［16］

　　中國是個大一統的國家，中央集權意味著每一塊土地都要執行同樣的政策，哪怕省情的差距再大。盡管中央政府從未忽略過浙江一枝獨秀的不同尋常，也依據浙江的現實給予過特殊政策，但平均數治理的格局總體上沒有被突破，給浙江帶來一連串“成長的煩惱”。

　　反過來，浙江的“煩惱”，也在中央與地方關系的調整，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銜接，等等議題上，啟發了中國民主的未來。

　　謹慎樂觀

　　總體而言，我對浙江的民主乃至中國民主的未來，謹慎樂觀。我以為當下還沒有實質性的變化，表明中國會重蹈俄羅斯式寡頭民主的覆轍。

　　我的態度之所以有樂觀的一面，在于我看到一個隱約可見的公民社會在浙江的初步生成。公民社會對于民主的意義，已成人類經驗中的一個共識。一百多年前，年輕的托克維爾在暢游年輕的美國的途中，不加掩飾地贊嘆說，美國民主的精髓，就是盈蕩在市鎮中的活力四射的公民社會。

　　依我的有限觀察，多樣性的社團組織，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多元主義的價值觀念，寬容妥協的公民文化，充溢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主精神，正把浙江的市鎮、類市鎮的鄉村，一步步推向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公民社會。私營企業主階層和知識分子，是催促浙江奔向公民社會的中堅力量。前者用金子搞定了公民社會的“基礎設施”，后者用知識鋪設了公民社會的“啟蒙道場”。

　　如果我們認定前蘇聯留給俄羅斯的最不良的遺產，就是缺乏一個公民社會，并使得俄羅斯轉軌時期的民主生活，并沒有像西方民主人士預料那樣美好。那我們就有足夠的理由，對民主在未來中國的普遍到來，表示樂觀，因為“擴展的秩序”，正推動浙江公民社會呼嘯而至。

　　我以為，僅憑浙江民主當下的現實，揣測中國民主的未來，遭遇俄羅斯式的劫難，即便不是杞人憂天，起碼也是杯弓蛇影。2003年，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弗里蘭的《世紀大拍賣》，與華盛頓郵報記者霍夫曼的《寡頭》，同時被希望我們記住鄰家不幸的譯者，介紹到中國。謊言，偷竊，欺騙，暴力，野蠻，強制，法律規范被瘋狂攫取財富的寡頭教父肆意踐踏的俄羅斯，讓一度艷羨俄羅斯跑步進入民主世界的人們，對資本和權力的咬合，感到戰栗。

　　雖然學成于哈佛和劍橋的弗里蘭，引用中國前總理周恩來的名言，在她致中國讀者的中文版序言中懇切地說，急切地希望從1990年代俄羅斯向資本主義的瘋狂進軍中得到某些普遍適用的政治和經濟結論，還為時尚早。但震驚于“盡管有如此驚人的不同，相同之處似乎也同樣驚人”的譯者，還是不放心地說，在俄羅斯努力成為“中國式的俄羅斯”的同時，中國真的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么”？

　　浙江鄉村新富在村社民主中的表現，確實不容樂觀。喋血街頭的競選，鈔票漫天飛舞的賄選，映射出富人用金錢耍弄民主的猙獰面目。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經濟民主化的途路上，確沒有像愷撒大帝的妻子一樣，讓任何人沒有風言風語，但緊緊抓住槍和官的執政黨，對民主節奏的把握，對法治的張揚，對局勢的整體控制，還不是少數人想象的那么軟弱無力。

　　次者，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追求的只是經濟民主，而不是政治民主。像傳說中的霍爾多科夫斯基那樣，希望俄羅斯修改憲法，以便撈取國家權力寶座，對浙江的私營企業主來說，簡直是匪夷所思。

　　議論浙江的民主，我們總是覺得太乏味，太缺乏激情。作為浙江民主的主角，浙江私營企業主們從來沒有過蠱惑人心的宏大敘事，他們在乎的僅僅是經濟上的民主，他們太自私，太功利，他們對私產在憲法中的地位的期盼，也只是希望擺脫窖藏白銀的錐心之痛。

　　復次，他們的參政心態，不是顯示自身的社會政治地位的恢復型、補償性從政，就是想壯大企業的功利型、經濟性從政。“人生的目的，最初無非豐衣足食，既能溫飽，則求繁富。然后得隴望蜀，憧憬于權力。”［17］黃仁宇在《資本主義與21世紀》中的關于威尼斯商人的論述，也適用于浙江私營企業主。只是后者中鮮有人對政治民主，有著非分的向往。即使少數人的民主型、公益性從政，也不會超越執政黨的開放條件。

　　末次，我們再考察他們的精神背景和心靈世界。民主須求諸憲法，也須求諸內心。樓忠福他們的內心，是個什么樣的境地？那個被視為達到私營企業主從政最高境界的徐冠巨，內心深處規約外在行為的文化理念，又是什么？是“和”的精神，是儒家的文化傳承。樓像豪俠爽達俊朗，徐似文生謹言慎行，性格各異，都有重情義的共同點，他們都著眼于“個人美德”和“人格魅力”。

　　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在生活細節中，一覽無余地呈現出他們的儒家風范。徐冠巨的秘書是個有幾絲白發的小伙子，傳給他家業的父親退休后做了自己企業的藝術團團長，說唱表演的曲目 多為傳統的忠孝仁義戲，他的母親年近古稀還在飼養家禽，喜歡感謝來公司謀事的人“幫助我們家冠巨”。

　　浙江私營企業主講究知恩圖報，“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他們對法律的信仰，遠遠沒有超越友情親情交情，他們做事的基礎是彼此信任，而非契約。外逃女貪官楊秀珠被國際刑警在荷蘭抓獲的時候，一個溫州文化人并不認為她被引渡后會像瓜藤似地牽出一大片。他的理由是：溫州人重信譽，送人錢物，一般不會輕易招供。

　　凡此，無不提示我們，浙江的民主，未必會像熟悉歷史的人們想象的那樣，先是資產階級為了經濟民主擠向議會，再像俄羅斯寡頭那樣搞一個資本家的政治局。

　　但我依然覺得，謹慎是我們面對浙江的民主時，不可或缺的態度。我們可以向現實妥協，但不能放棄底線和原則，我們永遠不要“為了民主的腐敗”。我們不可以無視“拉美化之憂”的警語，不分好壞地擁抱市場經濟下的經濟政治改革，讓強勢群體以改革的名義，瓜分原本屬于弱勢群體的權益，最終讓我們收獲一堆民主的泡沫。

　　過去27年，浙江經濟列車以平均13 %的超高速度向前疾馳。2002年，成為中國第一個人均GDP超過2000美元的省份［18］。預計，2010年浙江人均GDP將接近4000美元［19］。依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2000美元是“經濟起飛階段”到“加速成長階段”的轉折點。

　　處于加速成長階段的浙江，的確光輝燦爛。但美麗的數據，并不能遮蔽轉軌時期的重重“黑點”。

　　貧富分化是中國的難題，也是浙江的難題。2004年，浙江農民人均收入超過6000元，連續19年在中國各省區中拔得頭籌［20］，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將近15000元，連續四年居中國各省區第三位，在除直轄市之外的省區中居于首位［21］。然而，高平均數并不等于浙江人的幸福指數。事實上，和平均數一起攀升的，還有逼近國際公認警戒線的0.4的基尼系數。在城鎮，10%的低收入戶可支配收入只有4690元，平均每天不足13元。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的現狀，給未來的民主改革，預留了難以逆料的麻煩。

　　盡管納稅排行榜上的浙江私營企業主耀眼奪目，血汗工廠卻沒有分崩離析，當代“包身工”的故事，也從未絕跡。2004年11月30日，“2003年央視年度經濟人物”，重慶農婦熊德明，映射著總理的光環，被30余記者和律師簇擁著，去溫州龍灣區，為家鄉民工追討矽肺病傷殘補償費。地方政府對這個因為總理而出名的農婦充滿了敬畏，卻未能擦干她痛苦的眼淚。她首先為傷殘四級的表弟討賠，終局是他們只得到國家規定的17萬元中的3萬元。而這已是她此行的最好成績。

　　環境問題將在GDP越過2000美元界限時得到重視的國際經驗，亦未阻止環境加速惡化的趨勢。東陽農民反對化工廠污染事件中，農民與政府非理性的沖突，律師化裝成百姓躲避警察的秘密調查，都暗示浙江的民主，還不完全是庶民的勝利。

　　客觀地說，浙江的民主，不過是中國漸進式民主道路中的階段成果。搖貨郎鼓的手，不僅將義烏小商品散發到全球，也制造了震驚全國的義烏“321銷售假藥案”。暴風驟雨的經濟民主改革，趕上了全球化的步伐，卻未將小農經濟的思維從浙江人的思維中徹底刪除。

　　宗族觀念，族姓矛盾，官本位，所有我們不喜歡的舊思維，還在支配著一部分浙江人的日常生活。清華大學行政管理學博士生返回浙江老家，參與鄰里糾紛并在大打出手中釀出命案的悲劇，浙江大學生在公務員考試中憤怒刺殺紹興考官的悲情演出——不勝枚舉的個案，折射出的民情，與我們鼓吹的公民社會背道而馳。

　　我們可以據此否定浙江的民主，且對民主的未來失望嘆息嗎？

　　不可以！正如我們不能僅憑美好的輪廓，虛飾浙江民主中的慘淡印記，我們也不可以用沮喪的個案，摧毀我們對浙江民主的美好期待。我們需要的是對方向的肯定，對方法、技術和細節的改進。我們在夸耀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的時候，須珍重法的精神，延請法治登場，制止市場經濟變壞，防止它孕育出壞的民主，更不能讓假民主成為官商勾結、瓜分大眾財富的手段，變成寡頭凌駕于平民頭頂的托辭。

　　民主的生命在經驗，而非邏輯

　　浙江民主最終倒向何方？保守的？激進的？漸進的？西方式的？亞洲式的？所有的追問，都仰賴于中國未來的民主變遷。雖然勞動價值論這些挑戰傳統意識形態的調研從浙江開始，私營企業主入黨也是從浙江破的題，但答案的揭曉，最終都要等待北京來宣布。某種意義上，浙江的民主創新，就像中國民主進程中的一方試驗田。

　　盡管儒家在自由主義者眼中，是近似于民主的敵人——專制的代名詞，西方研究民主的自由學主義學者，還是在民主和民主化的研究中，注意到東亞民主自上而下的存在，并將之命名為“后儒家民主”。

　　1993年，西湖邊由民間資本豎立的一個小佛像最終被推倒，亞洲國家領導人在泰國發布了一個“亞洲價值”的聲明，宣稱人權并不局限于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理解。美國價值是美國文化和歷史的產物，不能作為普適性的真理放之四海。盡管起源于新加坡老一輩政治家李光耀的這一思想，遭到了日本和菲律賓的反對，中國的執政者卻對“亞洲價值”表示歡迎。［22］

　　11年以后，一度諱言人權的中國，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中國的憲法。對這九個字進入憲法予以表決的，有樓忠福等數名浙江私營企業主出身的全國人大代表。過去，樓的父親因為被指控搞資本主義的一套而被勞教。

　　我在浙江的見聞，一再提醒我：失去民主的普世性標準，我們就會墮入自我編織的自欺欺人的幻境。但若置民主的地方經驗于不顧，盲目以西人為師，或以美國式的民主衡量浙江的現實，就會陷入悲觀的不可知論的迷途，也難以給出中肯的評價。看溫州人大聯姻溫州三家媒體，共同監督“一府兩院”，以及私營企業主的案例，對照西方的媒體獨立、議會主權，背誦杰弗遜總統寧要媒體不要政府的至理名言，我們對溫州人大和溫州媒體的評價就會非驢非馬，對浙江民主的未來，也會“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同樣，如果我們以三權分立和多黨制看待中國的民主政治，就會得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20年變天，政治體制改革紋絲未動的結論。設若我們以此推論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就在于政治穩定從不改革，中國民主的道路將曲折多變，甚至誤入歧途。這不是危言聳聽的假設，在我親近浙江民主的日子里，不時耳聞前蘇聯失敗就在于他們政治改革優先的路徑選擇。

　　事實絕非如此。20年來中國民主政制已在不聲不響中，走出很遠的一段路，盡管它尚不符合一部分民主人士的預期。恰如俞可平所言：“如果純粹按照西方的政治標準，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根本沒有變化，但政治評價的標準不應當只有這一種，如果從中國的政治分析標準來看，如政治的內容，領導體制，黨與國家的關系等，這種看法就是不正確的。”［23］

　　民主的生命，在于經驗而非邏輯。捕捉浙江民主中的細節，察看政府與公民之間關系的變遷，知識分子與公共政策之間的互動，鄉村政治權威和道德權威遜位于經濟權威的事實，上層建筑改革和理論創新落后于民主實踐的亦步亦趨，知行不一的茫然，上氣不接下氣的局促，都顯示我對浙江民主，乃至中國民主未來的謹慎樂觀，并非教條主義的紙上談兵。

　　當下，我們需要商討的議題是如何推進法治。我們為懸崖邊舞蹈的民主從磐石的縫隙中伸長而歡呼，我們鼓勵一切向上的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中，驅除民主的敵人，迎娶民主的普世價值。但，判斷哪一種模式的民主，將成我們的未來，為時尚早。未來會怎樣，還有待觀察。

　　我不相信有些人所說，浙江的民主，會把中國的民主過渡到美國的版本。盡管浙江私營企業主出身的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在全國最高，盡管資本的力量在浙江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雖然說包括樓在內的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是促進浙江民主乃至中國進步的一支力量，但他們的推力究竟延伸多遠，尚不得而知。

　　我對“后儒家民主”將成中國未來的假定，同樣心存疑慮。我老覺得，“后儒家民主”是個和“亞洲價值”一樣含混不清的說辭，你說，和睦家庭，尊重長輩，善待他人，熱心公益這些有什么是亞洲獨有的價值呢？

　　坦率地說，除了篤信民主會在更大范圍內普遍到來外，我對浙江民主的考察，并未讓我洞見中國未來的民主模式。如果我們信仰民主仰賴于“擴展的秩序”這一宗教，那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以建設性的姿態，認真地做，耐心地等。

　　【注釋】

　　［1］參見《浙江概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至第6頁。4600余萬人口數，為2003年末統計數據。

　　［2］卓勇良：《番薯、戰爭與企業家精神——也談溫州模式的成因及其困境》，載2004年第3期《浙江社會科學》。

　　［3］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編：《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09頁。

　　［4］費孝通：《鄉土中國》，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4頁。

　　［5］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編：《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114頁。

　　［6］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2004年版，第45頁。

　　［7］卓勇良：《挑戰沼澤——浙江企業家精神起源與最優的制度變遷路徑》，載《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3頁。

　　［8］葉適，公元1150——1223年，字正則，定居于永嘉城南水心村，今溫州鹿城區水心街道，世稱水心先生。葉適理論中最為后人側目的是，倡導功利之學，講究經世致用：無功利，則道義者，無用之虛語爾。

　　［9］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編：《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82頁。

　　［10］周曉紅：《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88頁；陳立旭：《務實精神與浙江經濟發展》，載《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097頁

　　［11］胡宏偉、吳曉波：《溫州懸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頁。

　　［12］道格拉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磊翻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13］同上，第13頁。

　　［14］參見《浙江概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5］胡宏偉、吳曉波：《溫州懸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頁。

　　［16］卓勇良：《挑戰沼澤——浙江企業家精神起源與最優的制度變遷路徑》，載《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6頁。

　　［17］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46頁。

　　［18］2002年，浙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6838元，按當年匯率折算，達到2034美元。參見《浙江概覽》，2004年版，浙江人民出版社。

　　［19］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編：《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發展階段的國內外經驗比較及浙江發展趨勢》，載《浙江新發展：思考與對策》，浙江人民出版社。

　　［20］董碧水：《浙江農民收入增幅首次超過城鎮居民》，載2005年2月22日《中國青年報》。

　　［21］張愛光、黃程、洪光豫：《浙江城鎮居民收入全國排老三》，載2005年1月25日《杭州日報》。

　　［22］霍華德·威亞爾達主編：《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榕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頁。

　　［23］俞可平：《增量民主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