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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陸續閉幕的各地“兩會”上，“幸福指數”成為一個被頻繁提及的話題。細讀各地政府工作報告和“兩會”的議案、提案，人們發現，各地在制定新的發展規劃、指標時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變化：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問題越來越占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國計”更多地、也更密切地圍繞“民生”展開。
比起從前我們用GDP、物價指數、社會治安評估等各類具體的數據而言，幸福指數最
大的特征有二：一是概括性，即居民對各類與自身生活狀況和生活環境有關的一切條件的總體性感受；一是評價主體的歸位，即這種指標的表達權在民眾而非官方。
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樹立，幸福指標將取代傳統的GDP發展觀，GDP不再是社會經濟歡樂祥和唯一的調料。這種轉折不僅體現了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同時也反映了作為對發展實踐一種反思結果的發展觀的階段性特征，而這一切反映在有關發展理論和發展決策的學科角色上，則是表現為從經濟學主導的時代過渡到綜合性學科的時代，而且正進入一個人文學科大顯身手的時代。
曾幾何時，對一些官員來說，GDP是圖騰，是一切，是發展的全部，是政績，也是他們晉升的“硬杠杠”。而許多地方官員為了追求這個被經濟學家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的數字，常常是從省里開始開會，一直開到縣里，層層往下壓指標，不惜欺上瞞下，弄虛作假。
這方面最典型的，當數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據統計，王主政阜陽期間建造的一系列“政績工程”，使阜陽市到期財政負債達20多億元，相當于目前財政可支配收入的5倍，至少透支了阜陽未來10年的財力。這樣低效率的“政績工程”為何頻頻出現？對此，經濟學家吳敬璉一語中的：“就是因為過去的發展觀出了問題，不是科學發展觀，是GDP崇拜。”
正是基于對以獨尊經濟指數或“GDP崇拜”為特征的發展觀的檢討，中央政府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宏偉目標，放棄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傳統發展觀，而倡導一種綜合取向的發展觀，強調把社會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最重要目標。而“幸福指數”作為檢驗政府工作的終極標準，意味著“以人為本”正在真正成為政府的核心執政理念。
作為地方官員不僅要關注百姓的物質富裕，還應該關注百姓的精神需求，給他們提供施展自身才華和體現生命價值的舞臺。老百姓的幸福指數高了，這個地方的干部政績就上去了。科學發展觀要體現出“幸福指數”，這將是擺在中國所有官員面前的一個新課題。
作者單位：新疆石河子市西三路毛紡織總廠
張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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