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深化改革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50人論壇上提出

　　近日，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50人論壇上，解答了為什么勞動力流動的擴大沒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并就此提出了政策建議。

　　人們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觀察到勞動力流動和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的現象。對

這種現象做出分析，可以為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流動與差距同時擴大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農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為特征的勞動力流動規模和范圍都空前擴大了。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全國遷移和流動人口為1.31億。非戶籍遷移的比重為65.1%，其中有49.1%是農村到城市的遷移。從戶籍狀況看，城市非農產業就業人口中，33.8%具有農業戶口，而在全部具有農業戶口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中，有52.4%在城市。根據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調查，2004年農村外出一個月以上的勞動力達到1.03億，其中4299萬為跨省流動。

　　與此同時，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卻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不斷擴大。從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和城鎮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個收入指標的比較來看，如果不考慮城鄉物價指數變化因素的話，城鄉收入比率(以農村收入為1)從1978年的2.6一度下降到1983年的1.8，隨后持續提高，達到2003年的3.2。如果考慮到城鄉零售物價指數變化的不同，城鄉收入比率從1978年的2.6下降到1988年的1.5，隨后提高并且達到2003年的2.4。

　　遷移的確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仍然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因此，我們可以從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市場兩個方面進行觀察。

　　工業發展排斥就業的傾向

　　我國經濟改革在經歷一段時間對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矯正之后，又回復到重工業領先增長的軌道，從而經濟增長具有了排斥就業的傾向。

　　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職工大批下崗，城市失業率上升。政府相應制定了包括刺激宏觀經濟景氣、提供基本社會保障、創造公益性崗位和提供再就業服務等各方面內容在內的積極的就業政策。但是，與此同時，產業發展方向和增長模式卻并不與這種經濟的就業政策相配合。

　　投資方向不利于那些吸收較多就業的產業，造成就業促進效果不明顯的經濟增長。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就出現了工業增長中技術選擇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趨勢。1998年以后，一方面，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貸款利率持續下調，以刺激企業投資；另一方面，居民儲蓄規模持續增大，增長速度很快。資金供需兩方力量的共同作用，除了使利率長期處于低水平，周期性宏觀經濟現象演化成持續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的信號，從而資本作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之外，還衍生出國有商業銀行必須為其龐大儲蓄額尋找貸款出路與投資需求嚴重不足之間的矛盾，以及金融機構強烈的放貸動機和謹慎的放貸責任之間的矛盾，使得銀行信貸投資往往追隨國債的投資方向。

　　這時，仍然享受政府軟預算保護并受到干預的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企業、大型項目便成為國有商業銀行放貸的首選對象。而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貸款非常困難，資本需求被人為持續壓低。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勞動者報酬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從1998年的53.1%降到2000年的51.4%，再到2003年的49.6%。這個數字信息同時反映了兩個傾向，一是經濟增長帶來的就業效果不佳，二是收入差距擴大。顯然，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不充分，使得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未能得到抑制，都與此有關。

　　農業和農村發展不足

　　此外，農村和農業發展相對滯后，就業機會不足，妨礙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在農民轉移不充分，外出打工收入不足以使他們的收入趕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長的情況下，城鄉收入差距就不能縮小。

　　國際比較表明，中國的農業投資相對不足。例如，發達國家對農業研究的投入大約為農業增加值的1%，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一比例為0.5%-0.8%，而中國還不到0.4%。2003年中國農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14.8%，但是農業在整個金融機構中占用的貸款余額不到6%。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通過公開稅、價格剪刀差和儲蓄凈流出渠道，從農業轉移出6000到7000萬元的工業化積累。而在改革期間(1980-2000年)，相同的渠道從農業吸取了1.29萬億元(2000年不變價格)的剩余用于工業發展。如果從城鄉關系看，同期有大約2.30萬億元資金從農村流入城市部門。

　　這種農村向外的資金流出導致農村投資不足。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0世紀90年代中國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遠遠高于城市工業，而且超出的幅度呈現越來越大的趨勢。1990年農村非農產業的資本邊際收益率是城市工業的2.1倍，1995年提高到3.7倍，2001年提高到5.2倍。這一期間農村非農產業資本邊際收益率的增長速度是城市工業的4.3倍。農村非農產業維持較高資本收益率這一事實，意味著資金沒有按照收益最大化的原則流向嗷嗷待哺的鄉鎮企業。

　　城市勞動力市場歧視

　　雖然經過多年的改革，戶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制度仍然存在，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遷移存在很多障礙和限制，遷移成本很高。2000年，全國遷移人口中出縣遷移占56.3%，出地級市和地區遷移占42.7%，出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遷移占26.4%，如果按三類地區劃分，遷出地區的只占全部遷移的20%。

　　中國正在經歷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勞動力市場不完善或者發育過程本身，也造成了特殊的就業和工資歧視現象。當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而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戶籍制度尚未徹底改革時，作為勞動力市場上的后來者，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面臨著雙重的歧視，即在崗位獲得上受到“進入”歧視，在工資決定上也受到歧視待遇--同工不同酬。調查表明，遷移勞動力比城市勞動力平均報酬低28.9%。其中，15.96%來自于同一行業內的報酬歧視，26.93%來自于行業的進入障礙。

　　通過改革縮小差距的建議

　　首先，落實

　　其次，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是使勞動力流動發揮縮小城鄉差距的功能的基本要求。從這個要求出發，戶籍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取消人口流動的限制和戶籍登記辦法，更重要的是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以均衡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流動的推力與拉力。不同規模和發展水平的城鎮和城市，在戶籍制度改革的難度和進展上有很大差異。歸納起來，不外乎是不同城市戶口的“含金量”有所差異，或通過市場獲得公共資源的程度不同，造成推力和拉力的不均衡。進一步改革戶籍制度，創造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條件，需要在相關領域進行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