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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地方的公積金管理中心正扮演著一個“金融機構”的角色，而受托銀行則變成了“中心”的出納。
上海住房公積金制度正醞釀“大開放”。有報道稱，針對公積金制度，相關部門已經提出如改“戶”貸款為“人”貸款以提高額度、放寬公積金貸款限制和擴大覆蓋面等在內的多項政策研究，準備進一步發揮公積金在住房領域的巨大作用。
1991年，住房公積金制度在上海率先試行，并很快在全國推開。按照當初設計，住房公積金作為住房金融的組成部分，是為了解決我國城鎮在職職工的住房問題而產生的。如今14年過去了，住房公積金制度也由最初的“嬰兒”成長為面臨各種問題的“青春期少年”。
目前的現實是，房地產開發商在獲得銀行商業貸款時，已與銀行達成某種“捆綁協議”，銀行要求其在做購房貸款時，必須推介銀行自營性貸款。銀行的住房貸款與公積金貸款之間存在一定的利益競爭關系。銀行在辦理同樣金額的按揭業務時，利息收入相差20多倍。
針對“住房公積金是免稅的、貸款是低息的，應向窮人傾斜”的觀點，筆者認為，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住房公積金制度，主要應該定位在城市中等住房水平。正常的、普遍的住房都應該是公積金支持的對象，不應只是為最低收入人群解決住房問題，應該是面向更廣大的群體。
可怕的是，作為百姓“安居錢”的住房公積金，在逐漸陷入“沉淀”怪圈的同時，也淪為腐敗者口中的“唐僧肉”。曾幾何時，住房公積金陷入了一個風險“爆發期”。最典型的是，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李樹彪，利用職權多次向銀行作抵押貸款，涉案金額達1.2億元。
為什么公積金大案開始頻頻出現？關鍵在于監管缺失，而后者又源于對公積金管理中心的錯誤定位。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公積金管理中心被定位于“不以贏利為目的的事業單位”，隸屬于地方政府部門；但實踐當中，許多地方的公積金管理中心正扮演著一個“金融機構”的角色，而受托銀行則變成了“中心”的出納。
如果是金融機構，就應該有自有資金，并按照金融機構的標準建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以及規范的會計審計、信息披露制度和相應的風險防范機制。但事實上，公積金管理中心由于被定義成一個“不以贏利為目的”的事業法人，從而無法按照現代金融機構的監管規則對其進行控制，只是自我約束而已。
正是這種定位，造成公積金管理中心在資金管理運用上出現“行政化”傾向，把廣大儲戶的儲蓄資金當作“準政府資金”進行運用。加上由于缺乏有效監管，致使“內部人控制”和“尋租”現象嚴重。在這個意義上，公積金被挪用并非偶然，而是現行制度缺漏使然。假如能夠將住房公積金轉變成金融機構，統一置于銀監會的監管之下，不但能夠監督“內部人控制”和“尋租”現象，而且能夠支持大多數中低收入者，甚至讓幾乎所有的工薪階層都可以通過這個機構受益。
令人欣喜的是，這種狀況正在改變。上海的公積金制度改革，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凸顯出制度的人性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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