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周天勇：最緊迫的戰略 建設一個創業型的國家

　　訪經濟學家、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上）

　　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在近兩年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怎樣理解和解決日益擴大的不公平問題。經濟學界形成兩種主要的觀點。

　　一種是劉國光教授和一些社會學家為代表的，認為，分配不公是過分講效率、發展

非公有制經濟和市場化改革造成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現在就可以開始淡出，逐漸向“公平與效率并重”或“公平與效率優化結合”過渡。并且提出了從稅收調節、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建設社會保障、消除政府和強勢集團侵犯農民和城市居民利益等方面控制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思路和政策建議。甚至有的學者提出，強調發展非公有制經濟要加大計劃調節和國有制經濟的比重。

　　另一種是以樊綱教授等學者為代表的，認為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先擴大后縮小的這樣一個過程，這是一個規律。因此，在中國未來的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拉大還將長期持續。拉美國家之所以掉進了現代化陷阱，就是過早地采取了發達國家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在內的一些制度政策，造成了通脹問題、失業問題、社會財政負擔過度等等問題，使得經濟停滯和創造就業的過程停滯。為此樊綱等建議，今后中國政府必須非常重視公共政策的建立，提出和采取長遠的、符合經濟規律的公共政策來避免拉美陷阱。

　　那么在上述兩種主要觀點之外，還有沒有第三種觀點？日前，經濟參考報記者就此采訪了長期研究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的著名經濟學家、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

　　第三種觀點：鼓勵人民創業是社會公平的基礎

　　經參記者：對我國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尤其是收入差距拉大問題，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請問周教授，您認為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我不否認分配不公中有不合理收入，甚至非法收入，社保不足，公共服務缺乏，稅收調節還不十分有力等因素，但是，我認為中國近年來分配不公平問題越來越嚴重的最主要原因是創業不足。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與拉美一些國家的比較看，前者實行的是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市場調節體制和民營為主的國民經濟，后者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階段上，實施進口替代的發展戰略，實行計劃調節和國有經濟。

　　實際的情況是：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在其結構轉型期間，每千人企業數量從5個左右，上升到50個左右；在中小企業中就業勞動力的比率從40%上升為70%至80%；失業率普遍在1%至4%范圍，相當長時間為1%至2%；農村人口的比率從7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基尼系數沒有超過0.4，特別是臺灣從1950年的0.558，下降到1976年的0.28，再波動到2000年的0.32。講究市場經濟和效率并沒有使它們的分配差距拉得太大。

　　而拉美一些國家，側重于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進口替代的重化工業戰略使勞動力得不到利用，海地注冊一個企業的時間是200天，秘魯注冊企業的程序清單為30英尺，人民創業的積極性受到抑制，1979年墨西哥每千人企業數量僅為1.73個，在中小企業中就業的勞動力比率要比東亞上述國家和地區低20%至30%，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后就業機會較少，在城市國家周圍形成大量的貧民窟，失業率一般在8%至20%，就業不足比率則更高，基尼系數從0.4逐步上升到目前的0.5以上，有的甚至接近0.6。

　　經參記者：這對理解公平與效率問題有什么啟示呢？

　　周天勇：二者的區別，前者人民創業的積極性很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較快，經濟發展中勞動力短缺，結構轉型中失業率很低，因每千人中小企業數量較多，中等收入階層迅速擴大，因中小企業大量吸收勞動力，失業形成的貧困人口很少，結果基尼系數較低，社會較為公平。而后者，偏重于發展吸收勞動力就業有限的資本密集型特大和大型企業，大資本所有者和大企業高管階層相對人數較多，中小企業少而中等收入的人口較少，失業率高造成貧困人口規模較大，結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得過大。從二者的比較來看，被一些研究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學者們所忽視的是，每千人微型和中小企業數量與在微型和中小企業就業的勞動力比例，或者說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企業規模結構，與一國和一個地區分配差距的大小和貧富不均程度存在著很高的相關關系。

　　中國如果不鼓勵創業：根本不可能走向共同富裕

　　經參記者：我國收入差距拉大有一個重要原因，恐怕誰都不能否認，就是就業嚴重不足，而沒有工作，收入是無從談起的。您認為我國的就業難題除了人口基數太大這一剛性制約條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企業數量不足。世界解決就業的普遍規律是：企業的99%是中小企業，企業勞動力平均規模在9至15個左右，發展中國家每千人企業數量2至30個，發達國家45至55個，勞動力的65%至80%在中小企業就業。而中國是多少呢？2004年經濟普查后，中國企業數量既不是原國家經貿委向中央報的近4000萬個，也不是國家工商局經常提到的800萬個，在鄉鎮企業數量縮水和除去幾百萬已經關門但沒有工商年檢的，只有可憐的325萬個，13億人口的大國，每千人只有2.5個，47%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中就業，比韓國、中國臺灣50年代的千人企業數量還低一半，也低于中國解放初的每千人企業數量！

　　經參記者：許多人抱怨，

　　周天勇：我國經濟增長中，特大項目、大型項目、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等投資推動的程度高，而人民創業、中小企業發展、勞動推動和能參與成果分配的經濟增長程度低。比如，按照統計局普查數據，1998年企業法人為262.8萬家，2004年為325萬家，1999—2004年期間，關閉與新增相抵后，只增加了62.2萬家，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每年僅增加10萬家法人企業。每個企業按大中小和微型統算，如果平均吸收20人就業，年平均由企業增加的就業關閉與新增相抵后，年新增企業解決的就業每年只有200萬人。企業吸收就業的功能，在中國很弱。而根據私營經濟發展報告的數據，1999年時個體工商戶為3160萬戶，2004年時，下降為2350萬戶，1999—2004年在工商局登記的個體工商戶減少了770萬戶，平均年減少128萬戶，如果每戶就業2.4人，損失就業為1848萬人。

　　經參記者：我注意到最近有一些部門和一些學者，提出中國的就業2006年會較為嚴峻，以后會好起來。請問周教授有何高見？

　　周天勇：我作為一個學者，不可理解的是，中國每千人企業數量在全世界可以說最低，而且每年增加相對于勞動力的供給特別少，注冊登記的個體經營戶數量在減少，國有和集體企業在下崗，事業單位要改革，黨政機關也在精簡，每年大學生畢業350至400多萬，城鎮新增勞動力500萬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大約還有1.5億，每年向城市轉移的壓力1000萬左右，還有改革和調整的再就業壓力400萬左右，還有往年失業的需要消化的年平均要500萬左右，不知道就業形勢會緩解的結論是怎樣得出來的？

　　更加需要高度關注的是，中國目前實際上仍然在偏重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的戰略上飛跑，從部門到各地，一片做大做強的號召，各級領導常常視察的是鋼廠、煉油廠等等這樣的企業，而很少聽說領導們去看看個體經營戶、微型和中小企業們發展的如何。更加令人擔憂的是，一些學者以社會不公就是個體經營、微型和中小企業等這些非公有制的發展造成的，形成對這些最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最能吸收城鎮勞動力就業、最能造就中等收入人群、最能從勞動分配上消除貧困的創業活動的輿論、體制和政策打擊。實際上，20世紀年代中期開始，從所有制上講，非公有的個體工商戶、微型和中小私營企業的發展，成了既吸收城市新增勞動力就業，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還要吸納國有和集體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惟一領域。從2004當年新增就業的837萬人看，私營企業449萬人，占新增就業的53.6%；有限責任公司175萬，占新增就業的20.9%，個體工商戶144萬，占新增就業的17.2%；而國有企業不但沒有增加就業，反而減少了166萬個工作崗位，集體企業也減少了103萬個工作崗位。2004年全年新增勞動力的91.7%被個體、私營和有限責任公司等非國有和非集體經濟所吸收。

　　經參記者：您對通過鼓勵人民創業解決就業問題、進而解決分配差距問題寄予厚望。您認為我國在這方面有什么欠缺、應該怎么做？

　　周天勇：在中國，個體經營戶、微型和中小企業，管制比特大和大型企業嚴，受到的各方檢查和罰款比特大和大型企業多，稅費負擔比特大和大型企業重，從銀行幾乎貸不到款，也沒有創業風險投資等機制，更不容易得到興辦企業的場地等等。特大企業和大型企業的發展，必將造就一批資本分配者和高管，個體經營、微型和中小企業發展不足，結果當然是少了一大批中等收入者，而且農村目前種1至3畝地的剩余勞動力（在世界上勞動耕地也是最少的）得不到轉移，城鎮勞動力大量失業，因失業形成大量的貧困人口。試想，用特大企業和大型企業所交的稅，供養黨政事業單位的就業，再把因城鎮中小企業少而轉移不進來的農民也供養起來，再把城市中因中小企業少而失業的人口再供養起來，實現幾億剩余和失業勞動力的公平分配和

　　我的一個結論是：按照目前實際上重點發展特大和大型企業的戰略，歧視個體經營、微型和中小企業的體制和政策，特別是向個體經營、微型及中小企業亂檢查、亂執法、收費和罰款不止，中國不僅不可能實現收入的公平，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還必定會滑向收入分配差距繼續拉大的拉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