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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我早就想寫一篇質疑“理性”的文章。
心理動因是對趨時的觀念和自我吹噓的廣告詞的警惕。寫過《強勢、主流、高端以及……》和《“建設性”是嘛玩藝》之后，我就想對許多媒體競相標榜的另一個口號“理性
”找碴。
之所以久未成文，是因為：我一直覺得，“理性”這個旗幟在當下的語境中，正面的作用大過負面的作用。我樂于善意地假定提倡“理性”的人們，主要是針對多少年來我們的言說中的蠻不講理、語言暴戾，比如著名的批判用語“用心何其毒也”和贊美辭“就是好，就是好”，還有傳統的人身攻擊、道德謾罵等等。這種種“非理性”的話語方式在今天網上的狹隘民族主義者和“糞青”中還在大量復制。同時，我也一直警惕著有人以“理性”為名來剝奪普通人的發言權：從民意表達上講，“非理性”的觀點也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存在，就算它們是洪水猛獸，也應讓它們釋放出來，顯性化；此即古人說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今人所謂紙上“排氣閥”。
“理性”與“建設性”一樣，在一般情況下，是好詞（這也是它們為什么會用來標榜的原因）；但是，它們一旦被用來做施于民眾的“封口膠帶”，那就是侵犯公民表達意見權利的惡詞了。事實上，這兩年總有那么一些“家”試圖以“理性”來封大眾的嘴巴。比如，不止一個兩個的“主流經濟學家”痛斥網民們“非理性”言論有礙于他們心中的“改革”。那么，有同樣的擔心，我為什么只“罵”了“建設性”而沒有去分析一下“理性”呢？這是因為與“建設性”相對的是“批判性”（貶之則曰“破壞性”，說好聽點是與“立”相對的“破”），而與“理性”相對的“非理性”一般是指“情緒化”（偏激、偏執、不過腦子，不愿正視現實等），而非其他。
其實，與“理性”相對的“非理性”，還包括很多別的內容，比如在文明國家合法存在的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哲學和心理學上的“直覺”。去年“國學”大辯論的時候，我找來一本章太炎先生的《國學概論》讀。這位國學大師畢竟是留日學生，對西方的思潮并不陌生。他在該書第五章《結論——國學之進步》中說，中國哲學要“以直觀自得求進步”，且點明這個思想并非固守與講求“頓悟”的佛教禪宗有淵源關系的“理學”（“心學”、“道學”），而是“近代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漸注重直覺，和直觀自得有些相近了�！笨梢�，在19世紀后期成型的批判“理性主義”的思想流派之一“直覺主義”，在20世紀初的世界思想界已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柏格森的直覺主義，是一種生命哲學，他反對理性主義，認為“綿延”和生命沖動是現實的生命活動和過程。他強調真理必須向內心尋求，而且必須用直覺去洞悉，用詩的語言來領悟。他的這些理論對學術的發展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以致有人說他“引起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通常，反對“理性主義”的人并不排斥理性，就像反對“科學主義”的人并不反對科學一樣；人們并不認為理性與直覺是二元對立的。事實上，你上網輸入“直覺主義”一搜，就有“數學直覺主義”、“直覺邏輯”等一系列關鍵詞出現。
對哲學和心理學（更不要說邏輯數學了）我一竅不通，但憑直覺，我覺得人的直覺的形成，除了本能、悟性這些先天性稟賦之外，與后天生活經驗的積累、文化環境的熏陶和下意識的思維訓練有很大的關系�！百u油翁”的滴油不漏，優秀守門員的一球不入，看起來是憑直覺，但那是訓練有素，絕對有理性的成分在其中。同樣地采用陪審團方式最終訴諸直覺判同一個案件，全是歐美文化背景的團員與全是非洲文化背景的團員，判決結果可能大相徑庭。這是講直覺不排斥理性。反過來，理性又豈能排斥直覺？無數事實證明，至少到可以預見的將來，人類的理性與科學遠遠不能解釋一切，更不可能操控一切。即便到達了理性和科學支配一切的“美麗新世界”，也未必是“我們”人類的福音（這句話兩個引號內是兩本小說書名，它們是值得一讀的反理性與專制烏托邦的代表作）。
盡管自知哲學與心理學素養不足以講清理性與直覺的關系，我終于忍不住要站出來談論“理性與直覺”這個話題，是覺得有些學者欲以“理性”為工具來限制公眾的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與我無關，且不論），話說得太離譜了！
比如，有位著名經濟學家在《經濟觀察報》上發表《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將“理性”的大旗抓得牢牢的舉得高高的，仿佛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所向披靡了。他所說的理性思考四點，什么“換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沒有多少理論含量，這里不談也罷，他講的第二條關涉理性與直覺的關系，值得探討。他的原話是：
“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實證數據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嚴謹的邏輯分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
聽起來說得似乎很全面，實際上卻是在強調理性、貶低直覺。后一句“如果……，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似乎很謙遜很客觀，然而，是否可以仿造一句“邏輯分析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如果……，邏輯分析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承認兩個“如果”都成立，豈不是在講正確的廢話？其真意就在強調理性的重要，直覺的不可靠。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個據說主張改革計劃經濟舊體制、致力于市場經濟新體制建設的信奉“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居然這么推崇“理性”，瞧不起直覺判斷！因為，按照我們這些非經濟學家的常識，計劃經濟的鼓吹者才是最信奉理性的，主張全社會的經濟運行都要由政治精英和技術專家們設計好，由他們來調度一切；而信奉市場經濟原則，則主張由“看不見的手”發揮其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后者更相信普羅大眾的直覺，即人的逐利本能、供求關系決定的價格對生產的引導和調節等“自發勢力”。這些所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當然比我們更早地了解Ａ·哈耶克的思想，不待這幾年的中譯就讀過他1952年出版的《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譯林出版社，2003）。哈耶克這本書就是為批判“唯科學主義”和理性至上的思維方式而作的，有時他也稱之為“工程師思維類型”。在批駁唯科學主義立場的傲慢時，他說：“當人們沿著一條給他們帶來巨大勝利的道路繼續走下去時，他們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謬誤�！惫藢⒆钪乩硇缘摹肮こ處煛焙蜕倘藢α⑵饋�，他筆下的這種對立，實際上是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在他看來計劃經濟思想基礎就是唯科學主義，就是對理性的迷信和濫用。
不談學理，從歷史和社會知識角度看，我們的經濟學家也該知道，演員出身的美國總統里根（以及追隨他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當年之所以能極富魄力地改弦易轍推行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所謂“里根革命”包括大幅度降低稅率，刺激私人投資；大幅度削減政府開支，主要是削減社會福利），仰仗的不是基于什么“實證數據和邏輯分析相結合”的理性，而是敏銳的直覺和卓越的遠見。在當時一些專家學者看來里根不懂經濟，不學無術，是誤國殃民；而事實卻是，從1983年初開始，美國經濟峰回路轉，一舉走出七十年代的“滯脹”困境，取得了連續6年高速增長的成就，里根也以絕對優勢贏得連任。這是講直覺的價值，當然憑直覺辦事可能有成功也可能有失敗。同時，這段歷史并不能作為“力排眾議”搞個人專斷的范例，因為里根的方案，是照例經過辯論，得到國會兩院批準的，仍是民主的產物。
對我們的著名經濟學家講這些常識不是很可笑嗎？我也覺得很可笑。旅美學者薛涌說他搞不懂中國的自由派學者為什么那么反感公眾特別是網民們七嘴八舌；我也搞不懂他們為什么這么不顧常識地推崇理性。大概是他們自我感覺太好，容不得別人不敬他們這些最有理性的精英吧。
經濟學思想（經濟學家）的譜系很復雜，具體到每個人就更復雜了，不是我能分析清楚的。我寫這篇類乎讀書隨筆的文章，本不是要品評某個經濟學家，只是為了捍衛四大自由之首——作為普通公民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作為公民參與改革進程的這類公共事務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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