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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前日決定，對奢侈品征收消費稅，這是一個積極之舉。除減少貧富差距的社會意義外，其經濟學上最大的功用乃是利于國富。
我們能夠發現這樣一個歷史現象：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對奢侈品消費征稅是慣例，也是一種社會文明；反之，極盡奢華消費的，往往是新興國家和不開化群體。
這個現象，亞當·斯密在200年前就已察覺。他發現，在倫敦這樣的商業性城市，人們把錢不斷地用于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的取利，錢周而復始地生錢，城市就變得富裕；反之，在歐洲一些王國色彩濃厚的地方，人們競相攀比奢侈消費，國民整體生活貧窮。
對奢侈品消費是理性還是瘋狂，是商業文明的判斷指標。舉例說，目前，中國內地已成為瑞士高檔手表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場，雖然我們不算富裕，但高檔手表消費卻呈爆發式增長。去年，在山西煤炭商發財后，全球奢侈品牌專赴山西推銷。煤老板把賺到的錢用于奢侈品消費來炫耀，而不是技術改造和再投資。
奢侈品消費中凝積了新興國家創業階層的大量資本，使其流動性停止，資本用于再生產的數量減少后，便減少了整個社會的地租和勞動價值，抑制了國民財富的積累。
一個國家的高速崛起，第一要義是其不斷提高的生產效率，這是國民財富的重要來源，另一個重要來源則是國民的節儉。
中國人對于節儉的推崇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一種美德。實際上，節儉能有效地減少社會資本向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轉移，促進國民財富的不斷增長，進而富國。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專門就此寫了一章，將節約稱贊為“國民之恩”，即是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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