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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wǎng)3月22日電今日出版的《新京報》在其生活版報道稱，《旅游法》經(jīng)過20年的努力終于進入了立法程序，但這部“旅游法”的的法權主體和涵蓋范圍仍受到各方面的質疑。
Sohu旅游頻道資深顧問王健民質疑稱，《旅游法》是“管”“旅游”的法，還是“管”“旅游業(yè)”的法？如果是前者，那么，這個法案中將涉及個人出行的旅游權問題，這個旅游權應當是人權的延伸，那么《旅游法》就應當是《國際人權法案》的一個延伸。如果是
后者，那就不叫作《旅游法》，而應叫作《旅游業(yè)法》，用來界定和厘清旅游業(yè)內政府部門、旅游企業(yè)和旅行者的權責關系。
王健民還認為，“旅游業(yè)法”這一提法，也能避開旅游行政主管部門與其他平行部委，如林業(yè)部、水利部、商業(yè)部、交通部等重新劃分旅游資源的嫌疑，使得立法更為順利地推行。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劉紅嬰女士則指出，《旅游法》提議案方以及對此關注的行業(yè)各方，目前都缺乏一個堅固可靠的理論論證。因此，《旅游法》具體建立在一個怎樣的法理基礎上，以及這部法律以什么作為它的終極指向，這些立法最需要的前提在各家眾說紛紜的話語中卻是一片迷霧。
對于《旅游法》，劉教授認為首先就是要思考“旅游”這個主題詞的真實涵義，應當注意除了拉動經(jīng)濟這樣的現(xiàn)實利益之外，“旅游”還是人類生存的一種方式和權利，應當在“人權”這個核心概念上去處理旅游中游人——企業(yè)——國家機構，三方的權責關系。
最后，劉教授指出，《旅游法》面對的法權主體之一，應當不是“游客”，而是“游人”。因為當下越來越多的青年旅游者已經(jīng)開始獨立地背包旅游，他們不參團，不進入與旅游企業(yè)的合同關系，不是作為單純消費者的“游客”。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方的旅游管理機構如何為這些獨立的“游人”提供信息和安全服務，將是未來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問題。用劉教授的話說，各地方的旅游局應當從一個管理機構向一個服務機構轉型，而這些，都是《旅游法》所需要處理的現(xiàn)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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