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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賄賂到底是不是一種賄賂？這個話題在今年兩會上再一次被提起。有人曾做過統計，被查處的貪官中有95％的人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有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社會學者李銀河認為，假若情況屬實，性賄賂與受賄行為性質一樣，完全可以按受賄罪量刑。
判斷一種行為是不是犯罪，主要考量的是它的社會危害性。性賄賂毫無疑問存在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可能，而且，只要賄賂者“投其所好”，所獲取到的不正當利益甚至
遠遠超過利用財物賄賂。然而，關于賄賂罪，我國刑法僅將賄賂罪的內容限定為財物。特別是現行刑法在廢除類推定罪的原則以后，在司法實踐中，遇到以“非財產性利益”為內容的賄賂犯罪，如“性賄賂”，就再也找不到法律依據了。“性賄賂”成了一個空檔和死角。
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包括德國、加拿大，我國的臺灣、香港等均將“非財產性利益”作為賄賂犯罪的內容。也就是說，“性賄賂”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是一種賄賂。為什么單單我們的刑法沒有將“性賄賂”入罪？一些刑法學者認為性賄賂入罪“內涵不確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難”，可是，哪一種罪行的定義能夠真正涵蓋一切犯罪行為？
法學家馮象曾經寫過一篇《性賄賂為什么不算賄賂》的論文，認為新刑法保留計贓論罪的原因，在于中國法官素質不高，以及法治環境不允許。因為對性賄賂的取證認定需要非常復雜的程序準備和審判技術改造，以及相對公正的司法環境。為了“盡量減少司法腐敗的機會”，立法者寧愿把性賄賂推給黨政紀律和“道德法庭”，也不跟國際接軌。但是，馮象先生并沒有否認“性賄賂”入罪的合理性和可能性，他同時也指出，“性賄賂入罪，至少在國家立法的層面是沒有大的道德和政治障礙的。”
出于現實考量，國家選擇了“性賄賂”的非罪化。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國家司法體制改革的推進，將賄賂內容擴大至“非財產性利益”，是大勢所趨。只有將性賄賂等這樣非財產性利益的賄賂犯罪納入刑法范疇，才能形成雙邊預防，也才能堵本溯源。
彭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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