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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在《經濟觀察報》撰文《理性思考中國改革》，文章顯然刺痛了人稱“時評家、自號“老憤青的鄢烈山崇尚“直覺的神經，于是“老憤青“實在忍不住了，終于奮筆撰文《專家的理性豈能排斥大眾的直覺》來痛批專家、學者的理性，以為大眾的“直覺伸張正義。
其實，無論是張維迎還是鄢烈山，都可以說是社會精英，都擁有一定程度的話語權
，同為精英陣營而彼此意見不一、有所爭辯，本無可厚非，但筆者以為，這種爭辯最起碼也應該做到實事求是、心平氣和地講道理，而不能先斷章取義的歪曲對手，再給其當頭一棒。然而，拜讀了鄢烈山的大作之后，作為大眾一員的筆者的“直覺卻是無論對錯，鄢烈山都多少有些狡黠的不厚道。
鄢烈山在自己的文章中言：“作者認為理性思考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對于他所說的‘換位思考’、‘可行性’、‘向前看’這三方面本文不予置評，單說其中一點。他認為：‘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講事實，擺道理，實證數據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顯然，他是輕視直覺判斷的。
這里，不妨先看一下張維迎在談到鄢烈山所指的“其中一點時較為完整的一段文字：“理性思考要求我們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擺事實，講道理，實證數據和邏輯分析相結合，而不能以感覺代替事實，用直覺判斷代替邏輯推理。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嚴謹的邏輯分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民眾可以發泄情緒，這是他們的權利，但學者必須理性，不能被大眾情緒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須理性，不能被民眾的情緒所俘虜。在研究現實問題時，案例分析很重要，但案例分析必須與邏輯分析相結合，用個別案例推出一般結論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
筆者以為，從上述比較完整的一段文字中應該不難看出，張維迎強調的是一個學者在評價一種變革和政策的優劣時，必須理性，不能被大眾的情緒所左右，張維迎認為：“直覺對我們理解現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嚴謹的邏輯分析，沒有科學的理論指導，由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
張維迎的觀點在鄢烈山的筆下卻成了：“顯然，他是輕視直覺判斷的。筆者不知道鄢烈山的“輕視兩字由何而來，難道說認為“直覺導出的結論可能是錯誤的就是“輕視直覺嗎？但是，鄢烈山卻就這樣用一個“輕視，把張維迎思想中直覺相對于理性的有限性歪曲成了直覺和理性的矛盾對立。
鄢烈山這樣“輕視張維迎的觀點是不是多少有些斷章取義呢？
斷章取義在先，輕視歪曲繼后，然后展開義正辭嚴的批評，筆者看不懂鄢烈山究竟是在批評張維迎呢？還是在批評自己心中另外的對象？
鄢烈山在文章中言：“理性地思考當然好，但若以理性思考來排斥大眾的直覺判斷，乃至試圖以此限制公眾的發言權則是不可接受的。……我不想指責那些動輒強調‘實證數據’和‘邏輯推理’的專家學者意在堅持知識精英壟斷話語權；寧肯認為是他們的傲慢和自大使然。
這里鄢烈山通過對張維迎思想的主觀推理，似乎僅僅將理性思考歸于了專家、學者，而認為大眾的發言就只是直覺的判斷。在這種主觀的推理中，鄢烈山很是巧妙地將專家、學者同大眾的意見分歧，移形換位成了理性和直覺的對立。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完成了這種移形換位，鄢烈山又言：“事實是，普通人的直覺判斷有可能比專家學者的實證數據和邏輯推理更接近于真相。比如，那些‘論證’醫改是成功的、教改是成功的、中國的貧富差別并不大的管理部門新聞發言人和學者，可以搬出一大堆數據，講得振振有詞，其可靠性終究不如老百姓來自生活的感受和直覺。
這里鄢烈山似乎忘記了或者說是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發言指醫改不成功、教改不成功以及中國貧富差距日益嚴重的，事實上同樣不無某些管理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和學者。其實，鄢烈山應該也知道這點，所以在自己文章中才用了“那些……的管理部門新聞發言人和學者的說法，然而，既然知道“那些充其量僅是一部分人，又為什么要用這一部分人的錯誤來證明“專家學者的實證數據和邏輯推理在接近真相方面不及普通人的直覺判斷呢？請問鄢烈山，這樣說究竟是意在批評“那些專家、學者呢？還是意在批評“實證數據和邏輯推理？也就是“理性的方法？如果是批評專家，學者，你總不能因為不贊成其思想、觀點，就要否認其據以得出這思想、觀點的“理性的方法吧？難道人就只能直覺而不能理性？如果說以專家的理性排斥大眾的直覺是一種話語霸權，那么反過來以大眾的直覺排斥專家的理性又是什么？難道不同樣也是一種話語霸權？
當前，對改革出現了種種反思、批評、爭論。客觀地說，大眾的直覺（事實上是直覺，而不論其是大眾的還是專家、學者的）能夠感受到問題的存在，卻未必能夠分析透徹問題產生的原因，因而也就難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嚴格地說來，如鄢烈山將“理性歸于專家、學者，將“直覺歸于大眾的兩分對立原本就是一種錯誤，事實上，大眾同樣可以有理性，而專家也未必不會出于直覺而判斷。
筆者以為，在反思改革中，無論是對于專家、學者，還是對于大眾而言，理性都是必要的和必然的，否則就很有可能走入非理性的狂熱的誤區。當前，教育、醫療、住房三大問題引人關注，一般公眾對改革的激烈質疑甚至批評和反對也大都由此三大問題而引發。筆者不否認，這三大問題到目前為止，都未能得到理想的解決，都需要直面問題，但正因為這樣，就更需要“理性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出于“直覺的情緒化的發泄和謾罵，然而，這種情緒化的發泄和謾罵卻恰恰是一般公眾輿論（特別是反映在網絡世界里）的一個特點。這種情緒化的發泄和謾罵如果最終不能歸引到“理性之路，則很有可能演變成為非理性的群眾狂熱。中國因為非理性的群眾狂熱而付出的代價還小嗎？
從這個角度而言，張維迎“理性的反思改革至少從方法上無可厚非，而鄢烈山將專家、學者的“理性和大眾的“直覺截然對立，并在此基礎上為所謂大眾的“直覺爭奪話語權的做法，倒是真正值得警惕的。畢竟，任何批判和反思，無論是出自于“直覺還是“理性，最終都應當以“理性為歸宿。鄢烈山當然可以自詡為大眾的代言人，但請不要霸道地剝奪了大眾“理性思考的權利。更請不要拿所謂“比如美國總統，他在做出一項重大決策之前……但最終拍板，靠的還是他的直覺這樣想當然的故事，來忽悠中國的老百姓了。難道美國總統真的向鄢烈山先生傳授了如此的決策之道？那又是哪一位美國總統傳授的呢？（20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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