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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春陽
在本次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東莞市市長劉志庚提出發行“教育券”的設想。
利用“教育券”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難問題，并非劉志庚市長的新發明，近幾年一
直沒斷過這樣的主張與呼聲。而從表面上看，“教育券”也確實體現了“公平原則”——民工流出地亦即民工戶籍所在地理應為這部分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買單，既然他們遷往他處上學，流出地就應將這些費用轉付給流入地。但這樣一個思路其實是以戶籍來劃分權利，而有違權利原則的本義——在哪繳稅，在哪上學，相對于在哪落戶在哪上學，哪一個更接近權利的本義呢？
作為東莞市市長，劉志庚只看到農民工子女入學給東莞市帶來的“不堪重負”的財政負擔，卻似乎疏忽了或者就是故意視而不見，“農民”后面有個“工”字，因有“農民工”，才有“農民工子女”的上學問題。如果沒有農民工，東莞將會怎樣，有沒有今日經濟發達的東莞？這是一個不假思索就可以回答的問題。農民工是東莞的創造者之一，這是事實，而在另一層面來說，農民工工作在東莞、消費在東莞，他們在工作、消費中創造稅收，他們是實實在在的納稅人，作為納稅人不應享有納稅人應有的權利嗎？
“一邊是巨大付出，一邊是沒有補償——農民工給東莞市創造了財政收入，而東莞市竟然一毛不拔”，敢問劉市長，這是不是也“顯失公平”？當劉市長主張發行“教育券”時，可曾想過，東莞市也該給東莞的農民工一張“繳稅券”，當他們的子女被拒斥于東莞市各學校的大門之外，迫不得已回到原籍時，也好拿“繳稅券”去結算？如果非要以戶籍來決定農民工的權利，那么東莞市政府就不能回避如下一個問題：退稅。
其實在主張“教育券”的同時，劉市長還無意中提出了另一個更為簡單易行的途徑——劉志庚說：“大多數農民工的子女，戶籍都留在老家，接受義務教育卻在東莞。如果僅在老家實行免收雜費的政策，目前在東莞就讀的廣大外來工子女，就不能享受優惠。如果由東莞承擔其學雜費的話，東莞卻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即如此，何不讓這些農民工落戶東莞？
城市只要農民工的奉獻，而不愿給予農民工應有的權利，總有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不在乎是否能自圓其說。據載，東莞市正在鬧“民工荒”，甚至有企業因招不到人而難以運轉，劉市長可曾意識到，只要農民工為東莞市付出而不給農民工應有的權利，正是民工荒的癥結所在？相對“富人”這個詞，東莞市可說是一個“富市”，東莞市政府可說是一個“富政府”，近年輿論指責富人的“為富不仁”，那么作為“富市”、“富政府”，東莞又做得怎么樣呢？
最后我還想指出“教育券”在可行性上的致命缺陷，那就是農民工流出地，一般經濟不怎么發達，由此也就限制了“教育券”的含金量，作為流入地，并不能得到“公平”的補償。若真實行“教育券”，東莞等農民工流入地真會心甘情愿接受“教育券”嗎？其實是未知之數——由此看來，安知“教育券”不是一些城市為拒絕為農民工子女提供義務教育尋找借口的一個緩兵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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