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五年的新動力何在

　　一段時間以來，圍繞著改革這個話題，引發了不同的爭論以及所謂的“反思”。如何看待改革，怎樣認識改革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未來改革的新動力是什么？這一系列問題同樣引起了兩會代表和委員們的高度關注。

　　無論我們找到怎樣的答案，公平或者效率，我們尋找答案的方式決不應是“獨斷論”的。我們需要傾聽足夠多的聲音，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尋求美好生活方式的表達權利。

　　“急聘”！2006年春節剛過，廣－深高速公路兩側密集的工業區外，各種工廠就在廠房顯著位置掛上了巨大的招工橫幅。老板們著急的，是找到足夠多的工人讓所有機器都能運轉起來。

　　有太多人關注“

　　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但農民工們不會等待別人給他們找到答案，他們要靠自己想辦法，比如最近活躍在珠三角的一批“臨工集團”。這些“臨工集團”，由一些有同鄉、工友關系的農民工自發組織，任務是與企業就用工、工資待遇進行談判。由于有了“臨工集團”，公平與效率得到了某種平衡。

　　有生命力的制度安排可以“自生自發”，這是經濟學家哈耶克詮釋的市場乃至社會發展的內在動力。社會管理者需要做的，只是保護這種有生命力的制度的自生自發。

　　“臨工集團”的出現提醒我們，農民工需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不是政府的、經濟學家的或者社會關懷的，而是工人自己為自己代言。

　　改革要進一步推進，先富要帶動后富，第一問題不是改不改革，甚至也不是如何改革，而是如何決定改革的方式和方向。在決策的每一個細節上，我們需要傾聽太多的聲音：工人的、農民的、政府官員的、國企高管的、民營企業家的、經濟學家的，還有讀書的、看病的、買房人的，你的，我的。

　　不僅是傾聽，繼續改革首先需要的是一種社會寬容和制度安排，能讓每一個渴望富裕安定生活階層，能清楚無誤地表達出自己的聲音。

　　醫改、教改、房改

　　兩會期間，蕭灼基委員說，看病難、上學難，還要三農等等問題，都屬于某些改革滯后的問題，或者說是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如何處置的問題。

　　蕭灼基的話代表了許多人的共識。代表和委員們指出，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必須同時關注公共領域中以公共化為導向的改革，例如公共財政的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完善，服務型政府的職能轉換等等。假如只提“市場化”而忽略了“公共化”，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就很難做到，其必然結果，通常是犧牲公平，導致分配不公。

　　一些委員在發言中認為，目前某些社會問題的存在，不能把原因簡單歸咎于某些特定的人群、特定的階層，尤其不應武斷地認為“為富不仁”。比如，“看病貴”的根子并不在醫生。從根本上來說，公共衛生長期投入不足，基礎醫療保健體制遠不能符合人民群眾的需要，才是更為深層的原因。

　　本屆政府已經十分注意改革的公共化導向，無論是提出新農村建設的構想，加大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的力度，還是提高個稅起征點，采取醫療費、藥費降價、禁止學校亂收費等措施，都是為緩解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而做的努力。但是，“公共化”的改革內容其實還要寬泛。比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能否為有志創業的人和人們通過創業獲取的合法收入提供可靠的法律保護？再比如，在稅收方面，能否為內資企業和外資企業提供同等的競爭環境？還有，行政管理體制的進一步改革，難道不是更好的公共產品？

　　沒有人可以壟斷改革

　　人們簡單地從醫改、教改、房改上找到了統一性：市場化。不過，人們沒有直接把矛頭指向市場化，因為市場切實為生活帶來了總體向上的變化。矛頭，被指向了一個特殊群體———經濟學家。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本都是在“市場化”旗幟下揚名立萬，更加注重效率也是他們的共性。因此，人們對部分市場化改革失敗的怨恨，很容易通過對經濟學家的“叫罵”來宣泄。

　　不管前20年經濟學家如何風光，現在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遭遇到了一種社會的公然質疑。有意思的是，在這樣一種強大的甚至非理性的質疑中，沒有人可以幸免。也就是說，無論是否真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無論到底夠不夠格當個經濟學家，實際上，每個和經濟學沾邊的人都要被罵到。

　　經濟學是有自己的界限的。經濟學的邊界到底在哪里？在改革的上一個階段，這樣的邊界并不存在。改革的語言就叫做經濟學語言，改革者就叫做經濟學家。其它希望對改革有所作為、解決更多社會問題的人不得不學會用經濟學語言講話，不得不裝成經濟學家的面孔出現。

　　在一個改革初期的試錯階段，失敗是可以被允許和容忍的；但是，在一個歷史的新階段，同樣的錯誤將難以被公眾見諒。

　　如何才能找到一個最大多數人承認的繼續改革的路徑？

　　被罵的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尋找答案，想方設法繼續充當改革的主流，但是似乎都難以找到以前的感覺，而且還要繼續被罵。為什么會這樣？在一個新時代，其實再也沒有人可以壟斷改革話語權。

　　改革當然需要繼續向前，但無論如何不再需要壟斷者，沒有人可以代表所有人的聲音。一句話，一種人說了不算。要在全社會形成一個推進改革的共識，需要社會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更需要實際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各類參與者———工人、農民、企業家、政府官員來集體討論。

　　尋找新的推動力

　　失敗的改革需要糾正，正確的改革卻不能動搖。

　　沒有人可以回避既得利益者出現的事實。同時，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在普通人心中，既得利益者的范圍可能非常廣：先富起來的民營企業、國有企業管理層、

　　那么，解決的辦法是“殺富濟貧”嗎？當然不是，既得利益者為自己代言沒有什么錯。改革需要保證的，其實是另一部分人有效為自己代言的制度的出現，讓所有人的聲音得以表達和討論，從而讓所有人的利益在討論中被合理地最大化。只有這樣，才能兼顧效率和公平，而非僅僅局限于效率與公平誰先誰后的謎題中。

　　一部分人先富了，后來的人要如何在下一步改革中收益？這樣的矛盾也正將是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所在。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被逐步提出來，改革的新動力也在醞釀中。要求共同富裕、要求社會公平與穩定，正是這種動力的力量源泉。

　　新一屆政府執政已過3年，2006年更是“十一五”規劃開局之年。為了找到改革的新動力，我們需要更加理性的討論，需要來自各個利益階層的聲音，需要更多具有真知灼見建言獻策。

　　更加重要的是，未來15年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求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基本實現工業化，新農村建設有望在這15年完成，中國還要奮斗15年成為創新型國家。要實現這些目標，有兩個基本條件：一是

　　《“十一五”規劃建議》對改革形勢的基本判斷是，我國正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加快推進改革，使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3月6日下午，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的審議時明確指出：“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進一步堅定改革的決心和信心。”

　　這一切，回答了人們的疑慮，亮明了中央高層決策者的態度。人們特別注意到，中央強調的改革，是在新起點上的改革，是有著新動力的改革。

　　所謂新起點，應該有兩層含義：其一，經過20多年的改革實踐，我們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國力更加充裕，駕馭全局、分辨和化解矛盾的經驗更加豐富。更重要的是，我們比以往更清楚地認識到，改革的目標是以人為本，國強民富，是讓改革的成果普惠全體老百姓。其二，通過多年的實踐，我們及時認識到改革存在的不足。我們意識到，由于某些環節的滯后、缺失，改革正在面臨諸多新課題，由于漸進式的改革使得一些矛盾未能及時化解，而一些利益集團又在漸漸形成，改革遇到了以往未見的新阻力。總之，新的起點意味著機會，改革的難度在加大。

　　為了推進改革不斷深入，首先要堅持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方向不動搖，這是基本原則。其次，在改革的策略上或今后一個時期的改革重點選擇方面，要加強“公共化”改革的力度，在繼續重視效率的同時，把公平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劃公平、分配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讓越來越多的人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第三，以堅持執政為民為目標，打造“陽光政府”、“責任政府”，大力推進政府改革，由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化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推動政府職能轉換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創新。此外，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機遇與挑戰并存，有利條件與潛在風險并存。一句話，金融體制的改革、農村的綜合改革，等等，不僅是今后改革的突破口，也將成為改革的著力點。

　　的確，如果說在改革的初始階段，人們關于什么是改革，改革的方向指向何處等等問題仍處在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含混認識中，那么，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后，特別是在中共十五大、十六大之后，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市場化為導向，推動經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改革方向逐漸清晰，并最終確立。這是毫無疑問，不可動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