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致富人超生的根本因素在于，面向全社會的“超生懲罰制度”已經無法約束富人。
“除常規罰款外，應將城市富人名人超生現象，記入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4日，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楊魁孚接受記者采訪時說。(3月5日《新京報》)
近年來，富人超生，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同時也是一個被社會關注已久的問題。正如楊魁孚委員所言———如果放任富人超生，人為使得財富數量、聲望值與人口出生量成正比，人口出生的“兩極分化”情況必將嚴重，會造成社會局部的一些不和諧因素。還有專家指出，富人超生，必將導致已有所進步的生育觀念倒退，也破壞社會公正。
必須要警惕超生成為富人階層的“特權”。可是，“誠信監督”能遏制“富人超生”嗎？對此筆者以為，情況實難樂觀。
在現實生活中，富人、名人之所以能夠公然“超生”，是因為他們能夠承擔相應的“超生成本”。在現行計劃生育制度下，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是對計劃外生育的一種處罰。但對于富人來講，錢并不是問題，他們并不在乎交納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元的社會撫養費，想生就生———通過“財富支出”順利地實現超生。
由此可見，導致富人超生的根本因素在于，面向全社會的“超生懲罰制度”已經無法約束富人。在這種狀況下，即便是建立了企業或個人誠信體系，把他們的超生，和企業信譽度、個人誠信度掛鉤，也很難“控制”富人的超生欲望。其實，隨著計劃生育觀念的深入人心，品嘗著計劃生育所帶來的經濟飛速發展“福利果實”，人們自覺主動地放棄了多生的意愿，而一些富人卻無視國家政策一味超生，這足以說明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大局意識是相當淡漠的，指望用“納入誠信體系”來約束這種超生行為，無異于癡人說夢。
在筆者看來，制度上的“缺陷”還得通過制度上的健全和完善來加以解決，除此無任何捷徑可走。一方面，當前社會撫養費作為處罰經濟杠桿對于富裕階層的作用已經失效，必須盡快修改或者大幅提高其處罰標準；另一方面，應該有針對性地改革現有法規制度，適當增加相應的“限生”手段，從多方面提高富人超生的成本。比如對超生的富人征收高額稅收。
無須諱言，在很多時候，制度的強制和規范，比公德層面上的“誠信監督”更有效、更切合實際。
（陳一舟）
（曉航／編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