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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雇乘出租車，因等了很久才等到，上車后我隨口說，出租車太少了，應該增加一些才能滿足需求。但司機卻不認同，他說，現在已經太多了。我知道這是他擔心同行的競爭。每個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行業有很多的競爭者，最好沒人競爭，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壟斷者，你消費者買也得買，不買也得買，“過了這一村，就沒有這一店”，這樣，自己提供的“產品”就是“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而且還能賣高價，這是可以想見的。
在與司機聊天時還談到，現在出租車這個行業有很高的門檻，每個司機都得花很多錢上交給政府有關部門才能從事這個職業，而政府只憑它頒發的出租車營運證就可以有一大筆收入。我對司機說，如果取消限制，你們就不用交這筆錢了。但是，司機想了想，還是不認同。他說，這錢是該要給他們的，只是不要太多就行了。
初聽起來，司機的話不好理解：讓你們不交錢還不好嗎？其實，作為一個經濟人，司機是精明的。他上交的這個錢，實際上是用來向政府“購買”壟斷權的。政府用牌照的方式禁止其他潛在的競爭者的進入，就能使已經在行業內的生產者獲得保護。
一般人都以為，政府對各個行業的管制主要是為了保護全體公眾的利益，特別是保護在交易關系中處于弱者地位的消費者的利益，因而，管制對被管制者是不利的。但是，著名美國經濟學家、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G．J．施蒂格勒卻認為，“管制通常是產業自己爭取來的，管制的設計和實施主要是為受管制產業的利益服務的。”
施蒂格勒的經濟管制理論認為，政府只不過是一種工具，是利益集團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當他們意識到政府管制能夠給他們帶來較大利益時，他們也會轉而追求進行管制。因為在現代社會中，政府唯一地合法擁有強制權這一獨特的資源，任何產業（或職業）依靠政府的強制性保護，就可以達到提高自身贏利的目的。而政府對產業的保護性措施之一就是，控制新的競爭者的進入。施蒂格勒說，官方的一紙便利的、必需的營業許可證，要比企業自身設計的任何策略，都要更有效地阻止新廠商進入壟斷產業。
中國的經濟學家針對我們的現實情況，也對管制理論有很多的研究。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早就分析過這種現象，他把政府部門的這種行為稱作“出賣壟斷”。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也深入撰寫過一篇《政府管制的陷阱》，他把這稱作“管制俘虜理論”：管制者讓被管制者“俘虜”，成為被他們合法賦供或非法賄賂的對象，最后他們都變成了管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他們不斷地尋找實施管制的借口，推動管制的膨脹，越來越多的行業被納入到管制的范圍，就連撿破爛的拾荒者也被要求穿上統一的制服。當然，“破爛王”們一般也愿意，因為繳納了一定（只要不太高）的費用后，他們就擁有在這一片社區撿破爛的“壟斷權”了。于是，在中國出現了被張維迎稱之為“全民尋租”的奇特現象。
經濟學家作為一種職業，以其理性的智慧為社會服務而獲取自身利益，所以他必須而且能夠對社會現象做精準的分析和直率的評論。但社會經濟是復雜的，它由不同利害關系的人所組成，而且這些人對這種復雜性的信息知曉和研判能力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要把這一切掩蓋著的東西揭示出來讓大家都知道，并且試圖提出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這就可能觸犯了某些人的直接利益。有的人本來可以在管制下獨享壟斷權，現在要被置身于競爭的環境下，自然增加了很多壓力，有的人本身就是或大或小的管制者，享受著不勞而獲的好處，而經濟學家居然說破真相，要砸了他們尋租索租的飯碗。而且，經濟學家既然批評的是各行業的“全民尋租”，于是便有可能受到來自各行業“全民”的非議和責難。
一般人只是看到管制所帶來的一些好處，比如“破爛王”整編了，不再會竄出以撿破爛為掩護的竊賊了，但是，他們卻不得不忍受壓低了的廢舊報紙收購價；出租車外觀經常沖洗了，坐墊一日一換了，但是，廣大的“打的者”本來應該可以、現在卻不能更便宜地利用出租車這一公共交通工具了。由于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行業里是個生產者，但在自己行業以外的其他各個領域里，每個人都是消費者，只有消除普遍實行的管制，打破各個行業的壟斷，每個人從社會競爭中得到的利益，總是會大于自己不得不參與競爭的痛苦。經濟學家站在真正的全民的立場來說話，他們所追求的真正是全社會的根本性的福利。
在最近這場聲勢逼人的“倒經運動”中，為從根本上改善每個人利益的改革事業貢獻才智的中國經濟學家整體受辱，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不能排除某些人會有令人不恥的行徑，但管制俘虜理論至少可以解釋力主改革的經濟學家挨罵的其中一個、當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愿經濟學的理性光芒，能夠早日在中國社會耀亮。
浙江工業大學經貿學院:王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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