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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當務之急，也是長遠大計。因此，成為這次兩會期間各位代表、委員廣泛關注的問題。
中央根據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國內外實際情況，審時度勢，提出轉變增長方式的要求。這個要求對維持全國整體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應該說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具體到每個地方，在考慮自己的發展戰略時，似乎往往就不那
么清醒了。具體表現就是，盡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以求抑制部分地區、部分行業投資過熱，但是統計顯示，我國的投資率仍相當高，很多地方對一些高耗能、高污染、多占地的粗放式經營項目的投資沖動，還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抑制，投資反彈的壓力很大。不少地方還在大張旗鼓地招商引資，憋著勁兒上這類項目。
有論者指出，地方的投資沖動與地方政府唯GDP是問的政績觀有關。此說不無道理，但不盡然。果如是，豈不是發布一個新的地方干部政績考核標準就完事大吉了？筆者認為，地方難以壓抑的投資沖動背后，有著真金白銀的利益驅動。且不說極少數想借上項目而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也不說那些想靠上項目，擴大GDP統計數字而保仕途者；就是很多抱著“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善良愿望的地方干部，為了及時發放當地教師的工資，為給父老鄉親多修路架橋，也會想方設法引資金、蓋工廠。沒有能力建高新技術企業，只能打低水平重復建設的主意。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手段，對轉變增長方式的引導手段，應該是既能對各地方、各企業曉之以理，但更要能誘之以利。如何設計出合理的利益機制，讓各地方、各企業都自覺自愿貫徹“十一五”規劃中指出的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并且通過貫徹這些要求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筆者認為，這是我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還要繼續探索的問題。
從國家已經出臺或正在醞釀的很多政策措施看，可以預計在“十一五”期間，國家將會更多發揮利益機制的作用，引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例如，國家將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加大對義務教育事業的投入。如果農民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田就能過上田園詩般的小康日子；如果地方政府不用再為農村教師的工資發愁，就能大大舒緩地方政府投資蓋工廠的沖動。除利益驅動外，國家也將通過更多利益約束機制引導增長方式轉變。例如，更嚴格地控制土地和信貸兩個閘口，提高土地和資金成本，讓亂上項目者因無利可圖而卻步。
筆者相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不斷完善，靠利益機制引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引導宏觀經濟穩定較快發展的機制也必將更加完善。而為了完善這一機制，就需要兩會各位代表、委員更多地獻計獻策。
陳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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