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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商業賄賂”成為上周的熱門關鍵詞。短短幾天之內，包括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在內的國家高層相繼講話動員，一場反商業賄賂的臺風即將席卷全國。
講起商業賄賂，譴責“官商勾結”，人們往往“官商”并論。但事實上，矛盾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別。在官僚體制下，歷朝歷代的官商勾結，其主導方無一不是掌握行政權力資源的官員，由于行政權力的壟斷，官員們幾乎掌握企業生殺予奪的大權。在他們面前
，民營企業家是不折不扣的弱勢群體。這也是為什么我國刑法規定受賄罪最高刑為死刑，而行賄罪的最高刑僅為無期徒刑。
放眼當今社會，凡是商業賄賂橫行、民怨四起的地方，必然是壟斷嚴重、市場準入障礙大的領域。中央此番發起的對商業賄賂進行專項治理，著重點也正是對準那些與民生關系密切的壟斷領域，如醫藥、電信、金融、工程建設、土地出讓、政府采購等。雖然打著市場化、產業化的旗幟，但其“市場”已被行政壟斷所扭曲，當市場本身不健全，市場準入還有條件時，商業賄賂活動往往作為一個競爭成本，把不公平的鐵門打開。商務部的統計表明，在全國藥品行業，作為商業賄賂的藥品回扣，每年侵吞國家資產約7．72億元，約占全國醫藥行業全年稅收收入的16％。商業賄賂形式越來越隱蔽，多數以技術服務費、咨詢費、顧問費、外出考察和贊助業內研討會等看似合法的形式出現。被調查的一半以上的公司表示，為開拓市場，曾有過商業賄賂行為，“給回扣”已成為許多公司競爭的法寶。
是壟斷的土壤培育了商業賄賂，也只有開放市場、清除人為的準入障礙才能根治商業賄賂。
（金陵／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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