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

　　——重讀繆爾達爾《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

　　學者論壇 焦建國

　　《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的作者是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1898-1992)，他的類似著作還有《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這兩本著作是他經

過15年時間的實地考察寫成的。《亞洲的戲劇》于1968年出版三卷本�熃涍^塞思·金整理、他本人審定于1971年出版了一卷本的縮寫本。

　　繆爾達爾是瑞典學派的領袖之一，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1974年他和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一道，因他們“對經濟的、社會的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的精辟分析”，共獲當年的

　　一、沒有純粹的“經濟問題”�熤挥袉栴}

　　繆爾達爾最早闡述了政治價值判斷對經濟分析的作用。他堅持的信念是�煛皼]有純粹的‘經濟問題’，只有問題”。

　　作為發展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把發展經濟學的興起歸結為政治原因。根據繆爾達爾的分析，對欠發達國家(地區)的研究，二戰以前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人類學家；二戰結束以后，主角變成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什么會這樣呢？這不是社會科學自動和自發發展的結果，而是世界政治形勢變化的結果。二戰結束殖民制度瓦解，欠發達國家本身渴望發展，這些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出于自身利益考慮也渴望發展，但這些不是發展經濟學產生的主要原因。繆爾達爾認為，最關鍵的是，二戰結束世界格局隨即進入了冷戰與對峙，欠發達國家的立場和命運成為發達國家對外政策關注的問題。 “對欠發達國家的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經常是出于一個國家或一個集團一時的和狹隘的政治利益或戰略利益，而不是為了普遍和永恒的價值……各種各樣的研究現在都按照這些研究對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安全’做出的貢獻來進行評判”。西方經濟學家“在對窮國進行經濟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數研究力圖按照西方的政治和軍事利益的觀點——把窮國從共產主義中拯救出來，來看待窮國的內部問題。”沒有慈善施舍，只有政治需要。

　　作為制度經濟學家，繆爾達爾將具有社會學本質的經濟學的視野落實于現實社會中。他對經濟學理論與政策分析作出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創立了循環積累因果關系理論。從整體的觀點看，經濟學不僅涉及經濟領域，還涉及各種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是發展著的社會過程的一部分。在一個動態經濟社會里�熒鐣�各因素之間存在著互為因果的關系，某一因素的變化，會引起另一些因素的變化，經濟的發展就是在這種相互影響的變化中進行的。所有“非經濟”因素——政治的、社會的以及經濟的結構、制度和態度(價值觀念)，以及所有人與人的關系——必須包括在分析之中。《亞洲的戲劇》從社會結構和文化因素去發掘貧困的原因和擺脫貧困的途徑�熒婕暗竭@些國家的政治建構、宗教傳統、人口及種族、教育等問題，還專門探討腐敗對經濟增長的阻礙，使人們對貧困問題的復雜性和結構因素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此前，繆爾達爾花費了五年時間寫成《進退維谷的美國》(1944)一書，研究美國的種族歧視和黑人貧困問題。他尖銳地指出：“歧視繁殖了歧視。”繆爾達爾一以貫之地沿著這個思路解釋南亞的持續貧困。

　　作為富有人文精神、關注弱勢群體的經濟學家，繆爾達爾批評“一般的”社會科學家和專業的經濟學家無法寫出和說出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東西。這些專家只在圈內寫作和互相交談，削弱了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想要影響實際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家最終必須是讓普通人而不是讓經濟學家中他的同行信服”。繆爾達爾還批評經濟學家們試圖在科學的客觀事實的表象背后隱藏自己的價值假設。經濟學家由于本人的經歷和服務機構的不同，在發表言論時必然帶有明顯的立場。因此，經濟學研究的價值前提非常重要。“無論這些價值前提是什么，無論它們怎樣才能實現，闡明它們是方法論透徹性的第一要求”。他指出，理想和原則、權力關系、民族信念對于經濟學研究至關重要，“這種民族信念即使沒有決定人民的日常生活行為，也決定了他們長期的奮斗行為。”繆爾達爾的明確立場是，研究南亞國家不同于研究發達國家所需要的理論假設�� 需要“用其他新的、更適合于這些國家現實的理論和概念代替常規的理論和概念”�煛敖�立能夠解釋這些經濟的獨特性質的機制”。

　　《亞洲的戲劇》內容宏富，極具創見。雖然到了幾十年以后的今天，時過境遷，今非昔比，但繆爾達爾在研究貧困中的發現以及這部著作的一些思想，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永恒的價值，對我們認識貧困現象和解決這一社會問題仍舊有啟發意義。現在看來，他的關于“平等、教育與發展”的觀點、關于“軟政權、腐敗與發展”的思想是最具震撼力的。

　　二、平等、教育與發展

　　繆爾達爾在本書里探討了南亞國家貧窮落后的根源，指出貧困問題的制度約束。制度性貧困根源于人民低下的參與程度和剛性的、不平等的社會分層。不平等及其加劇的趨勢，成為對發展的限制與障礙的復合體。社會不平等是經濟不平等的一個主要原因�熗瑫r經濟不平等又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熥罱K使一個國家很難擺脫貧困。

　　他在另一本書《世界貧困的挑戰》中具體地分析說，發展中國家的貧困歸根結底是因為“不平等的社會結構”，社會進步的每一點成果都被“掌握實際權力的上層集團”所瓜分，而下層貧困階層的“分裂又阻礙了他們為他們共同利益而促進改革的努力”；同時，很多國家腐敗盛行，“政府越來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權勢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更加剛性化；最終的結果是經濟發展的努力只使少數把持著工業部門的富人受益，而民眾得到的卻是“日益擴大的貧困”。

　　由于貧困造成的生理與心理后果和窮人無法施展自己的才智，不平等將致使增長放慢。越公平則增長越快。因此，需要扭轉這一趨勢�焺撛旄�大的平等�熥鳛榧铀侔l展的一個條件。繆爾達爾還指出，消費增長可以促使生產力增長，因此在發展中國家消費增長實際上就是投資增長。同樣，實行收入再分配的福利國家將刺激需求水平上升和增長速度加快。

　　1984年，繆爾達爾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被世界銀行邀請，對他的早期思想進行回顧和評價。此時此刻，繆爾達爾對十五年來(1969-1984)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極大地失望，他認為這些國家的實際情況要比官方提供的數據差得多。人民的窮困“現在幾乎到處都在加劇，而且走向極端”。

　　為什么貧困現象在獨立十多年后并沒有有效的得到遏制呢？繆爾達爾分析了其中深刻的社會結構根源。20世紀60年代，南亞地區占主要地位的無疑是傳統因素，而殖民統治又滲入了許多現代化的因素。一方面是保留著幾千年幾乎凝固不變的自然經濟的傳統觀念的普通民眾，另一方面受過西方思想熏陶、居于上層社會精英階層試圖改造社會，處于社會轉型期，兩者的隔膜是嚴重的。

　　那里的宗教作為精神支柱，教化貧苦大眾忍受現世苦難，期待來世幸福；盡管宗教因素與現代化理念相悖，并緩慢地逐漸減弱�煹�社會精英認可的是宗教所造成的社會等級制度�煼N姓已逐漸轉化成為特殊利益集團。政治民主和平等一直是精英尋求的目標�煹�在這種社會結構中，上層社會只能標榜“代表”的旗幟、以“中間階層”的代表自居，這就使真正照顧下層貧民發展的進步措施難以得到應有的重視。國家希望以計劃的實施為捷徑來發展自己，但計劃并不能達到相像的效果。除了計劃之外，南亞的發展也求助于制度變革。制度安排作為調整各個利益集團的博弈，由于缺乏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傾斜的制度安排更難以真正達到目的�煻�且與民眾、精英的不和諧態度摻雜在一起，致使經濟發展緩慢。本質上是，不平等的社會地位支配著傾斜的政策選擇！

　　關于教育問題，繆爾達爾在《世界貧困的挑戰》中說：“西方發達國家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正在被組成許多團隊前往幾千英里以外的不發達國家，經常是到鄉村中幫助和教育貧苦大眾。與此同時，這些不發達國家自己學校的畢業生卻想不到這樣去做，而是愿意擠在城市中做受過教育的失業者，或為了創造‘合適的’工作而要求他們的政府擴大其行政機構。”不平等的社會地位也支配著個人的就業行為選擇！因此，他提出要改變這種狀況。廣泛開展成人教育，優先發展初等教育，停辦一些普通中等學校和高等學校，或改變教學方向；發展技術培訓和職業培訓，培養更多的教師、醫生、技師和農藝師。教育要能夠實實在在地提高生產力。

　　三、軟政權、腐敗與發展

　　繆爾達爾提出了“軟政權”這樣一個概念。它表現為，缺乏立法和具體法律的遵守與實施，各級公務人員普遍不遵從交給他們的規章與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們本應管束其行為的有權勢的人們與集團串通一氣，通行“權錢交易”原則。

　　“軟政權”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行政的隨意性控制，那些掌握經濟、社會和政治大權的人，利用隨意性控制牟取暴利。即使制定了法律，也不被遵守、不易實施。在“軟政權”中，制度、法律、規范、指令、條例等都是軟約束，可以討價還價，可以執行也可以不執行，有好處時執行，沒有好處時不執行；有“關系”時執行，沒有關系時不執行。

　　軟政權實質上是一個由少數人設計的用以最大化政治控制和尋租活動的政體。(1)設租——尋租，競相牟利。軟政權提供可由上等階層任意享用的謀利機會；社會地位低下的人也“見縫插針”，千方百計尋找一些機會謀求小利。(2)相互矛盾的控制廣泛存在，由此孽生出更多的、更隨意性的控制，這些控制遠大于規范的必要控制，這就逼迫經濟主體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與官員打交道上，而不是放在市場競爭上。(3)掌握隨意性控制權的行政官員與維護這種隨意控制秩序的政治家勾結，不斷地擴大著他們的既得利益。模棱兩可的控制制度，在具體應用時變成任意的行政判斷，權力在此基礎上被進一步放大。特別是在一個“關系”起著極大作用的環境里，商界和官場合謀從體制中得到既得利益，成為一種自然的趨勢。

　　繆爾達爾把“軟政權”作為不發達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征。盡管程度不同，但所有的不發達國家都屬“軟政權”。為什么會產生“軟政權”？從根本上講，是因為權力集中在上等階層手中，他們應該能夠提供平等的法律和政策措施，但是居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又阻撓其實施。軟政權的形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有政治機制。

　　在繆爾達爾的語義中，“軟政權”隨意性的行政控制是與高度的強制、暴力和殘酷十分兼容的，與獨裁主義和家長主義的遺產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軟政權”并不是掌權者真正的“軟弱”或“文雅”，而在于掌權者不愿意為了實施他們所宣布的政策目標進行強制，是權力結構、實際目標與口頭表白之間差距的反應。直白地說，就是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在這里，官員們利用公共職責相威脅，從中作梗和拖延，用以謀取個人利益，妨礙各級決策和實施。

　　“軟政權”包括所有的社會紀律在內，它們相互關聯，在因果循環中彼此放任、甚至彼此誘發造成累積效應。腐敗在根本上不過是“軟政權”的一個具體表現。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促進。一方面，“軟政權”為腐敗提供大環境；另一方面，因累積效應的因果循環，腐敗的盛行又讓這些國家保持“軟政權”的巨大力量。尋租和腐敗的蔓延給腐敗的政治家和不誠實的官員及商人在保持并加強這類控制上以既得利益。

　　繆爾達爾還概括了“腐敗民俗學”的現象。“腐敗心理”，即“掌握權力者”會認為“可以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他覺得應當忠于的社會集團的利益來利用權力。”當人們默認腐敗是一種正常行為方式時，就形成了“腐敗民俗學”。也就是見怪不怪，習慣成自然。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軟政權”造成的后果是嚴重的。一方面，在私人領域，引入理性的利潤動機和市場行為是困難的；另一方面，在公共權力領域，抑制、消除個人利益動機也同樣是困難的。這樣，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難以確立或失效；社會收入分配機制扭曲，人們不是把精力放在尋利上，而是用在尋租上；降低政府的權威，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等等。一言以蔽之，“腐敗行為對任何實現現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極其有害的。腐敗盛行造成了發展的強大障礙與抑制。”

　　與“軟政權”相對應的是“硬政權”。由“軟政權”向“硬政權”的轉變，是一個減少腐敗的過程，是一個產權強化、政權硬化、制度化、法律化及經濟自由化的過程。歷史比較地看，我們看到現在的發達國家(如西北歐)腐敗非常有限。實際上，在進入近現代社會之前，這些國家的腐敗也很普遍，但與今天的不發達國家相比，政權無論如何要“硬”得多。這些國家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構筑起了強大的“硬政權”。與自由市場經濟相對應的政權，其基本特征就是以高度的個人廉潔和效率為標志的政治和行政體制。

　　為什么一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困？道格拉斯·諾思說，“由于缺少進入有法律約束和其他制度化社會的機會，造成了現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長期停滯不前。”通俗地說，發達國家一定是政治制度發達，沒有發達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有發達的經濟，就不可能有發達的國家。之所以人家是發達國家，你是發展中國家，就是因為缺乏相應的法律和制度這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更大的社會紀律，南亞幾乎沒有迅速發展的希望……”

　　繆爾達爾積15年之功，在南亞和東南亞實地考察，寫出《亞洲的戲劇》和《世界貧困的挑戰》這樣的充滿人文關懷、具有真知灼見的傳世之作。

　　(作者單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