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鄉下人”還會世襲嗎？

　　我國將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

　　如何完善支農長效機制，是許多人關注的話題。農業部部長杜青林25日表示，要進一步消除制約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改革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放寬城市戶口遷移限制。

　　杜青林是在向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匯報當前農業和農村工作情況時作上述表示的。他說，要著力推進機制創新，不斷完善支農長效機制。要重點加快建立兩方面支農機制。

　　特定歷史產生特定的戶籍制度

　　“從來沒有一項制度如此討人歡心。”

　　“從來沒有一項制度如此令人憎惡。”

　　在記者就戶籍制度改革這個話題進行采訪時，這兩句話不斷地躍入腦海。

　　任何一項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制度的產生和發展，都不會是毫無緣由的。尤其是戶籍制度，其形成更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

　　1958年定城里人鄉下人

　　說起1958年，很多人都會想起“大躍進”。作為急于求成的烏托邦試驗，以失敗告終的“大躍進”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但是，這一年確立的另一項制度卻保留了下來，成為中國為數不多的跨世紀的“長壽”管理制度。

　　1958年1月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毛澤東簽署一號主席令，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戶籍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條例》確立了一套頗為完善的戶籍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

　　隨著這項管理制度的實施，解放前因為生計到北京當學徒的河北人突然擁有了北京戶口，而為了躲避戰亂遷居河北某個偏遠鄉村的老北京突然得到了河北戶口。在懵懂間，人們的命運突然被組織化、凝固化了。

　　在這項制度的嚴格管理下，農民進城謀生是得不到法律認可的，不同地區間的人員也不能輕易地遷徙和流動。

　　換句話說，從那個時候開始，“北京人”、“上海人”、“廣州人”，“城里人”、“街里人”、“鄉下人”就不再僅僅是一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嚴格的法律概念。在這個概念的背后，則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和命運。

　　金庸家族遷徙看戶籍制

　　在當今中國，浙江海寧查氏算得上名門望族：從海寧查家走出來的有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鏞），金庸的哥哥、香港著名實業家查濟民等；與海寧查氏有關的重要人物有曾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史美倫（查濟民的兒媳）等。

　　2005年4月初，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等地的十幾名查姓后裔專程赴江西省婺源縣浙源鄉尋根，此舉在相關地區的查氏家族中被引為盛事。

　　將兩地查氏重新聯系起來的婺源查氏與金庸有書信來往。金庸曾在給婺源查氏的回信中寫道：“據長輩所言，我家的確于早年自婺源遷浙江海寧，故我們應是本家。”

　　海寧查氏的先祖查瑜于元代從婺源遷往海寧。而婺源查氏的起源則是北宋太祖乾德元年，查文徵從外地遷往該地隱居……

　　在查氏的繁衍故事中，人們看到的一個重要詞匯是“遷徙”。事實上，每一個保存族譜的家族中，“先祖xx于x年遷到x地”的內容是最重要的記載。

　　當然，中國也有過限制自由遷徙和強制遷徙的歷史。如明太祖朱元璋被稱為中國歷朝最想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的皇帝。而明朝末年的戰亂導致四川人口銳減之后，清朝初年朝廷曾采用武力手段進行“兩湖填四川”，將兩省的人口強行遷入四川。

　　但是縱觀歷代，多數時期，老百姓的遷徙一般不會受到制度的阻攔。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58年。

　　在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下，城市與農村以及城市之間都是“隔離”的。出生在農村的孩子如果想進入城市，只有考學、參軍（提干）、招工（或者頂替在城市工作的父輩）等非常有限的幾種。而城市之間的戶口遷移也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從小城鎮遷往大中城市。

　　1978年之后，中國的戶籍制度逐步有所松動，近年來，相當一部分省市已經開始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探索。但是，北京、深圳、上海等一些城市仍然實行嚴格的戶口管制。

　　特定歷史下的制度

　　戶籍管理是國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基礎性工作，也是國家行政管理的一項基本制度。在國際上，實行戶籍管理制度的國家并不少，一些國家的戶籍管理稱為“民事登記”、“生命登記”、“人事登記”。但是，像中國這樣將戶口如此緊密地和公民個人的命運捆綁起來的戶籍制度則可以說并不多見。

　　新中國成立之后，政府之所以要建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是經濟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百姓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休養生息機會，人口激增。但是由于連年戰爭的嚴重破壞，以及朝鮮戰爭等外部因素的影響，糧食等日用必需品的供求矛盾越來越突出。為此，國家逐步實行與戶口性質相掛鉤的糧油統購統銷政策。

　　第二個原因則是為了穩固新生的共和國政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產生東西方對峙的兩大陣營，選擇了“一邊倒”策略的共和國政權不僅需要繼續與偏安臺灣島的國民黨殘余勢力進行斗爭，還不得不直接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進行短兵相接的較量。在中國大陸，還殘留著一定數量的土匪、敵特分子。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戶籍制度有利于打擊敵對勢力的滲透，確保共和國的安全。

　　第三個原因則是源于毛澤東“趕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夢想。為了更高效地集中全社會的資源，必須提高全國人民的組織化程度，使得他們都變為組織的一員。要做到這一點，戶籍登記和管制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工作。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劃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實行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二元結構，已經越來越阻礙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地區間的合理流動，越來越不利于城市化建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當然，不可否認戶籍制度曾經發揮過重要的歷史作用，時至今日，戶籍管理制度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完全抹殺的。公安部一位負責人評價戶籍制度的作用時指出：一方面可以通過公民身份登記，從而證明身份并確立民事權利和行為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為政府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勞動力合理配置等提供基礎數據和資料；此外，戶籍管理是治安管理的基礎和重點，在維護治安、打擊犯罪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鐘何）

　　[觀點]

　　取消戶籍限制易形成貧民窟？

　　市場經濟的最基本要求是市場要素的自由流動，自由競爭。然而，現行的不合理的戶籍制度，不僅成為數以億計的進城務工農民及城市知識游民心頭的一道硬傷，更成為中國經濟加速發展的現實性體制障礙，同時也成了破解“三農”難題的根本性制約因素。

　　多少年的呼吁，多少人的渴盼，但戶籍制度改革卻始終難以大步邁進，徹底打破戶籍樊籬就真的這么難？

　　全國各地許多人大代表提出，現行戶籍制度不僅成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大障礙，而且影響到了整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

　　最大的負面影響是削弱了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阻礙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利于形成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及人才市場。在美國，每年約有1／5的人口遷移，各類人才及勞動力的充分流動，是保持美國經濟活力及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日本的流動人口比例也近1／5，歐盟超過10％，而中國不僅流動比例低，而且極不穩定并缺乏保障。

　　其次是阻礙了城市化進程，對農業現代化及農村人口的轉移形成體制性障礙。目前，美國城鎮人口比例高達90％以上，發達國家也都在80％以上，全球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6％，而中國僅為33％。中國大量的農村人口需要轉移，但事實上進城限制卻沒有從根本上放松。

　　再者是遏制了消費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大量城市務工農民，連基本的生存條件及安全感都沒有，身份不明工作不穩，城市需求及消費畸形發展。

　　此外，現行戶籍制度加劇了城鄉割裂，阻礙了城鄉統籌，加劇了社會分化。與住房、消費（如

　　目前，是否應放開戶籍特別是大城市的戶籍限制還存在諸多爭議，其中有一個較具代表性的觀點是：中國在較長時期內仍然是短缺經濟，城市資源及戶籍資源的供給與需求差距太大，盲目涌入城市不僅可能給城市帶來混亂，也可能形成貧民窟，而且還將使中小城市人才外流加快，東西部差距進一步拉大等。所以，戶籍制度改革不應是單項改革，而應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逐步推進，只要等城鄉差距縮小到接近平衡狀態，也就自然而然過渡了。

　　（Robby／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