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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溫鐵軍指出，在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中，關于農業的一些條款將對中國的農村、農民、農業造成較大影響，應對這樣的挑戰，需要調整生產結構，轉變增長方式，向有利于穩定糧食生產的長期政策方向努力。
他說，按照WTO的一般原則，國際農產品協議大部分在1995至2000年實施。主要包括三個內容：增加進口市場準入；削減國內生產者支持；減少出口補貼。對于中國農業能否適
應WTO原則的討論，應該擴展至“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和農業出發，而不是僅僅從農業的角度來進行分析。
他說，農產品貿易談判，歷來是關貿總協定談判和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最困難的部分，1999年4月在美國簽字的《中美農業合作協議》，是中國為加入世貿組織與美國應該達成的雙邊協議中的組成部份。協議中，中國同意美國西北部小麥主產區七個州的小麥可以直接從西雅圖出口，從而降低運輸成本提高價格競爭優勢。除此之外，協議中還有一些承諾，如，中國同意大幅度增加最低關稅限額（TRQ1%到3%）的農產品進口數量，并且應美國的要求減少國營外貿壟斷進口所占的比例。到2006年，進口大豆從現在的170萬噸增加到330萬噸；小麥從200萬噸增加到930萬噸；玉米配額從450萬噸增加到720萬噸；大米配額從260萬噸增加到 530萬噸。到2004年，棉花要從現在的20萬噸增加到89．4萬噸……。此外，中國承諾取消出口補貼，特別是取消對美國不利的玉米、棉花和大米等農產品的出口補貼。
這些承諾對國內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溫鐵軍說，首先，應該看到它的積極作用：一是在沒有其他非經濟因素干擾的和平條件下，增加進口大量占用資源的基本農產品，有利于中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在21世紀中期國內糧食不能滿足人口增長需求的時候。二是在加入WTO之后有利于國內有競爭力的農產品增加出口。20世紀80年代，我國的農產品出口還是以土地資源型的基本農產品為主；20世紀90年代以來則明顯改變為以水產品、蔬菜果品和部分畜牧產品為主，并且多數年份尚且能夠維持30到40億美元的小額順差。因此從長期看，除了糧食、棉花、油料等基本農產品外，中國的非資源型農產品還是有出口競爭力的。三是開放外國投資，可能有助于資本過度稀缺的農村和農業得到投資，因為我們可以假設在總資本增加的環境中，外國資本進入盈利領域，中國政府投資則可能轉向農村教育、農業科技推廣、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可持續發展領域。
但同時應該充分認識到他們的負面影響：首先，中美之間的糧食貿易屬于典型的不平等競爭。因為糧食這種資源型產品的貿易競爭力根本上來源于地租。土地面積越大地租的絕對值就越多。中國農村戶均土地面積僅0．4公頃的細小規模農業，能夠在糧食生產上得到的剩余本來就微乎其微；顯然不能與美國平均數百公頃的大規模農場競爭，因為他們的農業剩余可以比我們高數百倍。在國內糧食價格受進口壓力下降的情況下，中西部傳統農區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民收入也會受到影響。其二是不利于國內穩定糧食生產的長期政策。我國糧食與人口的增長高度相關，而且糧食消費的替代彈性低。最近3年的糧食供給過剩是因為在1994至1996年連續兩次提價幅度達105%（與1993年比）的政策刺激下，于1996年提前實現了2000年的產量目標。但人口并沒有提前增長上去，若按照年增1800萬人正常情況計算，等于少了9000萬人去消費糧食，當然會造成糧食過剩。這種情況下，政府采取的補救措施是以計劃手段穩住產量。如果進口糧食質優價廉而國家又不能通過計劃價格或直接對農民的糧食生產予以補貼，則關系國家戰略安全的糧食生產就難以穩定。進一步看，1998年以來我國為了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確定了農業結構調整的政策也會受到嚴重制約。因為其中包括糧食的品種品質調整。為了讓農民在優質優價的市場價格約束下，改變過去追求低質量、高產量的生產行為，政府于1999年夏收起決定低質糧食退出國家定購。WTO后可能會增加傳統農區種植結構調整的困難。
此外，中國世紀之交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低素質人口的過度膨脹和簡單勞動力的嚴重過剩。據美國高盛亞洲研究部最近的模擬測算，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國際貿易增加、資本和技術投入的增加，對我國GDP每年的潛在貢獻為0．5%到0．6%，可以相應地提高就業。溫鐵軍說，對此應該實事求是。他說，國家信息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我國的就業彈性到“八五”期間僅為0．108，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大致只能吸納60萬人就業。胡鞍鋼最近的研究指出，“九五”期間就業彈性已經低于0．1，隨著城市經濟在國際競爭壓力下不斷追求資本增密和技術增密，下個世紀經濟增長對就業的作用會更小。他指出，更為深刻的問題是，WTO能夠促進的就業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貿易為主的服務業，對我國本世紀末過剩的2億多低素質的農業勞動力的非農就業，顯然不可能起拉動作用。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公布的一項調查中，約70%的農民外出打工是被已經捉襟見肘的農業資源短缺“推”出來的；進城農民中約60%表示找不到工作也回不去。
因此，0．5個百分點對于我國的經濟增長固然重要，但轉變增長方式更為重要。對于本世紀末剩余勞動力將超過2億的人口大國來說，當務之急是如何轉變舊的經濟增長方式中不斷刺激資本增密的機制，形成促進就業的經濟增長機制，才能既不陷入納爾遜提出“增長的陷阱”；也不過分依賴大量貿易拉動經濟增長，從而不受制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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