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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飛
2005年2月6日，黑龍江省牡丹江醫(yī)學院大五女學生王洪杰在實習期間生了個男孩。牡丹江醫(yī)學院以學院文件形式作出了給予王洪杰開除學籍處分的決定。9月21日，王洪杰以牡丹江醫(yī)學院對她的“處罰過重，且顯失公正”為由向牡丹江市愛民區(qū)法院提起行政訴訟。10月18日，牡丹江市愛民區(qū)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法院經(jīng)審理認為，被告牡丹江醫(yī)學院對
原告王洪杰作出開除學籍的決定未送達給其本人，未告知相關權利，違反了行政處罰法及教育部的有關規(guī)定，故對其予以撤銷。（大學生結婚生子該不該開除，法制網(wǎng)2006．2．13）
盡管在法院支持原告主張的判決中，理由是學校的處分違背了程序規(guī)定，而沒有評價實體依據(jù)，但從這一判決眾望所歸的結果來看，法官們對處分所依據(jù)的《牡丹江醫(yī)學院大學生鼓勵與處罰條例》的態(tài)度我們也大致可以推測。正如原告律師張先生所分析的：王洪杰不屬于“非法同居”的情形。婚姻法規(guī)定的“非法同居”定義為有配偶者與婚外異性不以夫妻名義持續(xù)、穩(wěn)定地共同居住，而王洪杰和愛人林曉功在其登記結婚前的行為為未婚同居，處分決定中將王洪杰本來是屬于一般的“同居”關系，定性為“非法同居”是錯誤的。
因此，此案產生的根源在于違法悖理的《牡丹江醫(yī)學院大學生獎勵與處罰條例》，法官以程序違法的理由撤消了這一處分決定，也間接而巧妙地表明了自己以法律名義展現(xiàn)的價值立場，對這一違背法理的“條例”進行了一次成功的抵制。當然，法院由于受到現(xiàn)行司法體制和司法權力的限制，為了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回避了處分依據(jù)是否違背《立法法》或者憲法的問題，但其處理的結果卻令人贊賞。
其實，特定時期的法官的裁判和由此產生的法律（在判例法國家）和對法律的解釋，“可以清晰地透視出特定時代環(huán)境下特定的人類群體關于人、人與人的關系、社會的經(jīng)濟文化等諸方面的思考和理解，以及他們做創(chuàng)建的哲學、政治、社會學、心理學、宗教等財富。”（《大法官的智慧·序》，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在美國，涉及財產問題、安樂死問題、宗教和言論自由問題、同性戀問題、隱私權問題等敏感的社會問題時，法官們都曾經(jīng)做過改變先例的大膽判決，每一個重要的判決都反映或者引領了與時俱進的民眾價值。原因在于對于成文的憲法或者法律的理解上，“法有限而情無窮”，“法官是機器”只是孟德斯鳩等人的遠古夢想。司法公正的實現(xiàn)從來都需要法官的智慧。
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我們經(jīng)常都可以看到缺乏智慧，在法律準則的范圍內選擇違背普遍、美好價值，縱容陳腐、專橫和強權的裁判：2002年12月，重慶交通大學一位大二女生被發(fā)現(xiàn)懷孕，學校認定此行為是“非法同居”“未婚先孕”，將她本人和男友同時開除，此案對簿公堂之后，以敗訴告終。2004年，震動國內法學界的西南民族大學學生接吻被勒令退學案（《大學生參考》2004年總第32期）中，又有兩位大學生被學校根據(jù)這樣的土政策開除。二人將學校告上法庭，被駁回起訴。
此外，更有體現(xiàn)了法官惰性的裁判，在法律允許的“法官找法”的范圍內，法官明知不公正卻又僵硬地作出了違背法理的判決：
2002年在北京發(fā)生一起車主因為“新車室內空氣污染中毒致死”的案例。受害者家人李發(fā)君要求獲得賠償而起訴。在該案一審和二審都認為：由于目前我國目前還沒有制訂出車內空氣質量的法定標準，因此李發(fā)君依據(jù)《民用建筑室內空氣質量標準》，不能作為奧拓車車廂內空氣質量超標的依據(jù)。在此案中，雖然國家沒有出臺車內空氣質量的法定標準，但車內和室內都是人的生活空間，而且車內空間更小、封閉性更大，“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只有在刑法上有利被告時才有例外，在其他情況下，乃是古今中外的司法遵行的一條司法公理。在司法獨立的情況下，我們當然無法追究這些法官的責任，但從其裁判的內容來看，北京法官的機械裁判，公正何在？
由于中國司法腐敗的觸目驚心，談到司法公正，我們總會將其反義詞定義為司法腐敗。其實司法公正的敵人除了司法腐敗以外，還有與司法人員品質無關的司法愚鈍。司法除了需要道德和知識，還需要能夠全面體現(xiàn)司法良心的經(jīng)驗、技巧和智慧。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于2005年11月11日在美國律師協(xié)會舉辦的“國際法治研討會”上表示，法治具備三大要素：政府受法律制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承認“每個人都有內在的精神追求、人性尊嚴與人道信念”。如果在遵守法律準則的前提下，不能主動尋找法律承認的“精神追求、人性尊嚴與人道信念“，這樣的法官，我們可以可以把他叫做愚鈍的法官。
在目睹了一樁樁違背法律精神和民眾普遍價值判斷的裁判之后，讓我們在關注司法腐敗的同時，也來關注司法愚鈍，“愚”是對法律理解的僵硬和機械，“鈍”是指面對民眾價值觀時的惰性和冷漠。中國司法文明的提升和法治進程的加快，除了呼喚法官的廉潔，也需要法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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