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自我涂抹成長軌跡

　　TA即TransactionalAnalysis（交互作用分析），最早由心理學家艾瑞克·柏恩提出。

　　TA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把個人的“自我”劃分為“父母”、“成人”、“兒童”三種狀態，并且認為，這三種狀態在每個人身上都交互存在著，構成人類的多重天性。

　　“父母”———指記錄在腦海里的早期經驗。孩子把看到、聽到的父母（或相當于

父母的重要他人）的一言一行都記入“父母”中，如不能說謊、浪費是可恥的、不能信任陌生人等等。

　　“兒童”———指的是兒童天性里自由的東西，通常是指一個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代表情緒化的需求和反應。

　　“成人”———符合現實需求的所做出的理性反應。對過去的材料進行分析，檢查“父母”的資料是否正確？是否合乎時代要求？檢查“兒童”，情緒表現是否適當？該以哪種情緒，以哪種方式發泄出來最安全等等。

　　這些狀態一般在與他人交流互動當中表現出來。例如，如果一個人在職場中經常不恰當地以“兒童的自我”與人相處，遇到不如意就哭鬧任性等等，可能不利于人際關系和個人發展。

　　當然，這“三重自我”并沒有對錯之分，只看你是否運用得當。理想的情形是，你能夠自如地進出這三種狀態。在跟別人打交道的時候，你能夠敏銳地覺察到對方處于什么樣的狀態，需要自己以什么樣的自我狀態去應對。如果你應對得當，當然有利于問題和事件的解決及發展。

　　長幼次序寫下經歷腳本

　　■林紅

　　柏恩有一句“名言”：自我狀態是TA的關鍵，若是你不能分析出自我狀態來，那就不是TA了。

　　我先后參加了TA交互作用分析學的兩期課程，按照它的視角看待我的生活，我的生活竟然呈現出令人驚訝的狀態！

　　自我狀態的分析是TA的基本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人身上都會有三種狀態：兒童自我狀態、成人自我狀態和父母自我狀態。兒童自我是自己童年遺留下來的思想、感受及行為；成人自我則是針對目前現實的感覺、思想和行為的集合體；父母自我就是人從周圍重要人物（如父母）那里所接受和內化了的感覺、思想和行為。

　　在第一期培訓中，來自瑞典的ThomasOhlsson博士給我們講解了三種自我狀態的基本理論，帶領我們進行自我分析。這次分析好像在我的心里投入了一顆炸彈！

　　我驚訝地發現，在我的生活中，很多時候處于兒童自我狀態！比如，在和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我會非常興奮，手舞足蹈、妙語連珠，十足是個“自由型”兒童狀態；而在一個陌生人較多的場合里或是在權威的面前，我則表現為害羞的、膽怯的、不希望被關注的“順應型”兒童狀態。

　　這種狀態在夫妻關系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我剛剛發現，原來，我和老公一直不像是夫妻，更像是一對父女！我曾常跟朋友夸耀老公好，因為他寵著我，放縱我的任性。他會包攬下大部分家務，致使我到現在還不會做飯；他還會把妻子該做的一部分工作“搶”下來，比如帶孩子睡覺、哄孩子吃飯什么的；有什么好吃的，一般也都是我和孩子享用……原來他的這些“優點”，現在都成了“證據”，來證明我們像是“養育型”父母與“自由型”兒童的關系。另一方面，在遇到矛盾時，他就會沉下臉來，嚴厲地斥責我，而我呢，就會縮進“蝸牛殼”，要么就不說話，躲在一邊生悶氣，要不就一個人跑出去……在這個時候，我們又變成了“批評型”父母與“順應型”兒童的關系了。

　　這一發現讓我痛苦異常，因為在我的心目中，夫妻關系應該是成人之間的，而我們為什么是“父女”呢？“他愛的是一個孩子”，“他沒把我當妻子”，“我們之間到底是不是愛情”？這些話開始在我的心中翻騰。我久久地思索我們倆為什么是這種狀態。

　　我追溯到自己的童年，我是家里最小的，是所有人寵愛的對象，可另一方面，因為我最小，也是最缺乏力量的一個，遇事總有父母兄長替我擔著；而我老公是家里的老大，下面有好幾個弟弟妹妹，父母對他的管束很嚴格，這些，都為他今后的成長寫下了另一個腳本。

　　看到了兩個人的成長軌跡，內心里一度感覺很復雜，好像自己生活呈現的是一種“不正常”的、需要“改變”的關系。

　　我是帶著這樣的困惑參加第二次培訓的，其間有一句話對我觸動特別大。“沒有哪一種自我狀態是好的，哪一種自我狀態又是不好的，關鍵在于能否以合理的方式運用，以及在某種時間、場合中，自己的感覺是否舒服。”

　　我突然悟到，我為什么非要排斥兒童自我狀態呢？比如他是“養育型”父母，而我是一個“自由型”兒童的時候，我是非常快樂的，因為我又體會到了小時候被家里人寵愛的舒服感覺了，而他看我和兒子那么開心，也是很享受“養育型”父母的狀態的，這有什么不好呢？

　　當然了，當他又擺出“批評型”父母的架子時，我如果順應他，又回到小時候“順應型”兒童的狀態來，我們倆就真的很不舒服，這時候，我需要想辦法改變一下。這時，我可以轉換到成人自我狀態，告訴他我的想法和感受，讓他知道，他這樣對待我，我很不愉快，我以成人的態度對他，他也就會從父母狀態中跳出，以成人的方式來處理問題了。

　　所以說，TA交互分析理論不僅教會了我隨時看清楚“現在我是誰”，更教會了我弄清“現在以誰的身份出現是最舒服與合適的”！

　　父母為我的未來打好底色

　　■柳絮

　　自從我辭職以后，家里便充滿了父母的長吁短嘆，無形中“回家”漸漸成了我最恐懼的事。于是，我躲著這兩個字，用有事、談項目等等借口搪塞著。但每次，電話中傳來父母失望的聲音時，自責、內疚的感覺又從另一個方向伸出手來，哽得我的喉嚨難受。這輩子，我和父母的關系似乎就是如此了！每當想到這個事實，我都感到深深的悲哀和無奈。

　　就像一個做家庭治療專家所說的，我的家就是一塊巨大的口香糖，在我觸摸它的那一刻，會瞬間將我裹挾進去，使我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甚至，當我都逃開它很久了，身上還擺脫不掉那黏糊糊的痕跡。正因如此，我曾深刻地厭惡自己，覺得自己這輩子沒法再擺脫陰郁的影子，很想自暴自棄地將這一生趕快混完算了。直到那天，我聽到了這樣一句話：“一個人的生活狀態，一個人將如何死亡，都是由這個人自己很早就決定了的，并且也只有他自己才能改變”。

　　這話來自我選學的一個心理培訓課程。這話讓我難受了很久。它讓我覺得原來自己確定的世界一下子變得模糊了，好像既定的一切并非如此。當然，世界究竟是怎樣的，我也不清楚……

　　只是突然感覺自己居然可以是主動的了，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了！這種的“發現”，讓本已經“絕望”的我又想笑，又想哭泣……

　　柏恩說：人有三種自我狀態———父母自我、成人自我、兒童自我。人在清醒的時候總是處于某個自我狀態上。在父母面前，我的兒童自我是如此的明顯。盡管，我現在已經是而立之年。

　　努力回顧和父母的交流過程，我發現他們總是能很準確地刺激到我，讓我回到某種沮喪的狀態里。有人說，親人之間是不設防的，我還很想補充一句：親人之間的互相傷害也是最準確而刺骨的。因為，在你幼年時期他們就早已為你的未來打好了“底色”，而那時的你一無所知，只會接受，而不懂得辨別。

　　我想到老師讓大家做過的一個練習：想像自己7歲時一個典型的場景。

　　當時，我的腦海中浮現的是我一個人落寞地躺在床上，空氣中充滿了無聊和絕望的味道。父母在廚房里忙碌，我們之間沒有關系。我剛剛發現，原來我從很小的時候起就是孤單的。我和父母生活在兩個世界里，除了物質上的聯系，他們傳遞給我的都是對未來的焦慮和擔憂。

　　我的耳朵里總是充滿父親悲哀的聲音：“你沒有兄弟姐妹，以后怎么活啊！”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獨生子女，有不少小朋友都羨慕我獨一無二的待遇，但是他們不知道正是這個鑄成了“悲劇”。因為我接受了父母的憂慮，多少年來我一直感到自己的生命是無助的、軟弱的，是根本沒有力量成就自己的。盡管我上了北京的大學，有令人羨慕的工作，我的同事、朋友、領導都會肯定我的業績和頭腦，可我的每一個日子似乎就是在等待一個悲慘預言的來臨。

　　直到現在我才明白，這就是我早年的一個決定：等待痛苦的日子，每天活在絕望里。而且，我還發現了另一個自我保護式的決定：和父母隔絕交流，不讓他們影響我。

　　我決定從改變自己開始，讓“成人自我”率先成長起來，來看到希望。我邀請朋友和我一起對我的職業發展做了分析，發現自己并不是那么糟糕，可以期待的日子還有很多很多。有了信心之后，在朋友的支持下，我開始主動地發展自己。

　　然后，我準備去接近父母。我發現這真的很難，因為他們只要幾句話，幾個擔心的問候就能把我推回到原來那種絕望的心情里去。但我知道，這一次我不能放棄。我選擇了實話實說，我要讓他們了解我。那一天，我告訴了他們我的感受，我告訴他們我需要的支持。這些話其實已經和朋友們說過很多遍，但是一到了他們面前，說起來似乎就特別地艱難。我冒著汗，聲音顫抖，堅持著，幾乎筋疲力盡、口干舌燥。而我的父母也沒有太多的反應，他們只是解釋，他們是為我好。這又讓我內疚，他們都這么大歲數了，我還和他們爭個什么！

　　那幾天，我幾乎被沮喪和絕望的感覺淹沒了，父親再來電話問我是否回家過年的時候，我就又開始編造謊言。然而這一次電話結束的時候，父親卻不同以往說了句“祝你快樂”，掛上電話的一瞬間，我的淚水奪眶而出。

　　那一天，我一個人大哭了一場，因為我知道我和父母幾十年來的關系模式正在一點點地改變。這改變背后種種酸甜苦辣，種種艱辛感慨，我一時說不清，也可能永遠說不清。但是，在那一刻有一點我非常地清楚，那就是在我的生命中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希望！

　　從那以后，我的世界真的變化了，我開始重新進入自己的生活。我發現我的父母是樂觀和開朗的人，并非如我想像的那樣，總是陰云密布，而相反的，他們的生活中時常充滿

　　當我對自己的生活有了決定權和控制感的時候，我才真的覺得自己長大了。雖然這長大遲來了許多年，但是，它終于還是來了。這個過程讓我懂得了如何去檢視自己，如何去把握自己的命運，也懂得了如何去堅持和看到希望。

　　辦公室里的兒童游戲

　　■曉蕓

　　在TA培訓班上，柏恩的觀點：“一個人在幼年時就決定了自己要過怎樣的生活。”不禁讓我想到與Z先生一起共事的經歷。

　　那時，我在一家教育機構工作。Z先生是這個機構的管理者。最初，我對他的印象并不清晰，后來有一段時間，他不斷地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里，一坐下就聊半天。他躊躇滿志地勾畫對機構的美好設想，傾訴他目前最大的障礙———他的副手總是在老板那里拆他的臺，令他非常苦惱，另外，員工張三、李四、王五、趙六如何如何不能勝任工作，使他的設想無法實施……他的談話讓我感到他非常無辜，很快地，他就喚起了我對他的同情，讓我產生了幫他一把的愿望。

　　我還能夠感覺到，我的一些想法常常能在他那里獲得共鳴。這種共鳴讓我覺得，在事業上我們可以成為很好的伙伴。于是，我開始積極主動地與他配合，主動提建議，發現他的失誤也會直接提醒他。

　　然而，接下來的合作卻不那么簡單，事情的發展出乎我的預料。

　　我發現，他并不真正能接受別人的建議，哪怕是善意的和溫和的。比如，我告訴他，××目前工作沒有進展，不是由于能力差，是因為他非常需要支持。可Z會瞪我一眼，馬上回答，××一貫如此，我自己還需要支持呢！再比如，我指出目前廣告不力的原因，和可能采取的辦法，他也許覺得我說到了要害，刺痛了他，立刻回敬我，你覺得什么方法好，你可以自己去做，我不能受那個累。

　　起初，出于創業的熱忱，我可能并沒有過多注重提意見和建議的修辭，后來，我經常檢討自己的說話態度，覺得自己并沒有出口傷人，而且都是為了工作，并沒有針對Z的意思，可他為什么就這么敏感呢！

　　而且，他一旦覺得受到威脅，對我的態度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我們之間并沒有什么大的沖突，但他不斷在小事上刁難我。

　　記得那是初冬的周末，按計劃我要做一個講座。但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他竟然把講座的時間提前，并延長了一個小時。離講座開始還有三個小時的時候，我才接到通知，講座的效果自然大受影響。就在我感到沮喪的時候，他的行為更讓我不解。我們通常在一個項目結束后購買一些水果和小點心分發，他竟然當著我的面，把這些分給大家，惟獨不給我，而且遞到其他員工的手里的時候，還挑釁般地看我一眼。當時我完全被他的做法搞懵了，實在不明白，他為什么前后判若兩人？

　　這樣的事情開始接二連三的發生，我完全陷入了困惑與痛苦之中。

　　在學到TA理論時，再考量我與Z的互動關系，就仿佛看到兩個兒童的游戲。

　　A曾經幾次提到過他童年的一段經歷。他三歲的時候，正是“文革”最動蕩的時期，Z的家庭受到沖擊。母親為了避免年幼的他受到傷害，經常把他藏在陌生人的家中。在那個年代，一個出身不好的孩子要想在陌生的環境里獲取安全感，只能采取兩招，討好他人、攻擊他人，這應該是生命本能的反應。也許，他后來的做事方式源于童年的這段經歷吧。這段經歷形成了他最初的兒童自我狀態。所以生活中只要遇到他認為有威脅的人或事情，三歲時形成的那個攻擊性兒童自我狀態就會自動起作用。

　　我的兒童自我狀態形成初期呈現另一種狀態。盡管當時正處于60年代的自然災害時期，糧食奇缺，但我和我的兩個小伙伴真誠相待、彼此關心。不論誰有了什么好吃的———那怕只是一塊紅薯，不論肚子多餓，都會叫上另外兩個人，把紅薯均等的分成三份，共同分享。在我后來的生活中，我都是以這樣的狀態與朋友相處的。

　　我與Z的互動中，在關系的初期，我處于成人自我狀態，他是“順應型”兒童自我狀態，所以他會在我的面前表現出順應和無辜的樣子。而他的無辜狀態，喚起了我的父母自我狀態，于是我自愿為他提供支持和幫助。在得到了我的“理解”后，進一步迎合我，以鞏固他的安全感。于是我的想法就不斷地在他那里獲得“共鳴”。

　　在不斷得到他的“共鳴”的過程中，我的兒童自我狀態被調動了出來，他成了我的童年伙伴。我開始真誠直接地表達意見，但我的態度一定又使他感到不安全，他的兒童自我的另一面就被呈現出來：制造事端，耍一些小手段。于是我陷入了困惑與痛苦之中。

　　我早已經離開了那家機構，并早已走出了這個事件的陰影。Z先生還在那個機構，據說還在重復著他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