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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決中歐紡織品“壓港”問題中扮演“關鍵先生”的瑞典工商和貿易大臣托馬斯·厄斯特羅斯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是要盡快提高工人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狀況，否則，歐洲和美國的政府就會因此而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因為很多西方人會覺得中國是靠低工資和超工時來進行不公平競爭的。而這本身也是對自由貿易的一種侵害。”
國家勞動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撰寫的《我國人工成本現狀、問題與對策建議》（
以下簡稱《建議》）同樣指出，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的出口狀況對改善員工福利已經“沒有幫助”，這樣的增長方式“必須做出改變”，否則“明顯有悖于和諧社會的理念。”
長期以來，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很大程度上是擠壓了勞動者合理的勞動待遇、像樣的生產生活條件和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形成的。正是這些讓“中國制造”名揚天下的競爭優勢，使中國貿易順差屢創新高。
事實上，靠低工資維持的增長對中國經濟成長的貢獻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么大。這些工廠的加工模式大多是“兩頭在外”，原料和銷售都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無法帶動國內相關產業發展。因此，靠低工資以獲得競爭力、保持龐大的低收入人群以增加積累，雖能獲得暫時的經濟增長，但決非長久之計。
在發達國家通過高工資集中優勢產業，成為高附加值和資本密集型產品制造中心的時候，中國的低工資策略只能不斷把很多低附加值的工業吸引進來，不僅利潤極低，還受人指責。這是典型的“賠本賺吆喝”。在今年的紡織品貿易爭端中，中國紡織品被指責“擾亂”了西方市場，可事實是中國只賺取了10%左右的來料加工費。在貿易摩擦中，實際上是我們一邊在不斷地“補貼”全球，一邊還得不斷為西方國家受到的少部分損失埋單。
最近，韓國全球經濟研究院(IGE)對在中國的58位韓國企業人士進行過一項調查，結果發現，只有33%的企業家稱投資中國是為獲得廉價勞動力，而有52%人稱投資中國是為了獲得市場。
西方國家不會體諒我們的苦衷。在他們眼中，只認定一個事實——中國制造業產品價格之低，很自然地被認為“簡直不符合商業邏輯”，甚至帶著一種“野蠻競爭”的痕跡。抓住這個把柄，使他們找到了一個可以在未來很長時間內使用的“大棒”——像勞工福利這樣的無形壁壘，很可能成為未來國外制裁中國產品時普遍使用的“軟刀子”。
從近年的情況看，無論是紡織品還是皮貨皮具，中國商品受到的限制似乎與“社會責任”、“勞工福利”這樣的詞匯關聯。其實，這并非因為他們沒有打算，而是因為“時候未到”。因為在中國為了加入WTO而做出的戰略性“妥協”中，存在著三大不平等條款：在2008年以前，可以對中國紡織品服裝產品實行特別保障措施；在2013年之前，可以對原產于中國的產品對該成員同行造成威脅或者造成市場擾亂為借口，對中國產品實施特保措施；直至2016年底的“非市場經濟地位”則為對中國產品實行反傾銷調查提供了依據。在這些條款的有效期作廢之前，WTO成員國自然會最大限度地利用它們，而不用相對難以界定的“社會責任”壁壘。
然而在這些傳統貿易壁壘減少之后，這些新的技術壁壘一旦實施，我們建立在低水平勞工成本基礎上的競爭能力將大大削弱，長期以來我們引以為豪的“廉價勞工”優勢將不復存在，從而給我國制造業以極大殺傷力。
瑞典工商和貿易大臣托馬斯·厄斯特羅斯的話應該引起我們有關當局的反思。事實上，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提高他們的福利待遇，該是決策者作出決斷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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