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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貴峰
“快過年了，各方都得打點，給有關領導和實權人物拜年必不可少，估計30萬元打不住，這是一種潤物細無聲式的投資。”一家在北京從業的建筑安裝公司老板日前告訴記者，“我也不愿意這樣打點，可又怕來年這些部門找我們麻煩。”（《工人日報》元月26日）
據這位老板介紹，需要打點的對象主要是當地工商、稅務、公安、質量檢查等部門，而“打點”的方法是：“預先給一些餐館、飯店‘埋單’，然后把這些已經付過賬的單子贈給關系戶”，“把重要的7個單位的頭頭們請到一個體面場所聯誼。采取抽獎的方式，把價值1萬元的獎品留給主要領導”，“給一些遇上生孩子或結婚的關系單位的領導送禮”，“請各部門的頭頭帶家屬旅游。”
本來，公共部門利用手中權力大搞“節日腐敗”早已是說濫了的舊聞，年年禁止、年年不絕，不應該大驚小怪，不過目睹上述這份“私企老板的過年帳單”，筆者還是忍不住想發一句感慨：“權力者從民間享受到的服務真是體貼周到、無微不至啊”，難道不是這樣嗎？——吃喝有人預先埋單，收禮都套上含蓄溫情的面紗，旅游連帶著家屬……
可現在的問題是，權力究竟應該是享受品還是服務品，換言之，對于權力者而言，手中的權力是為自身漁利的道具，還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載體？如果我們認可政府權力本質上都是源自公民權利的讓渡，而這種讓渡所以必要就在于它能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憲政理念的話，答案自然不難得出。然而，從這份“老板過年帳單”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幅完全顛倒的格局：原本的服務者——權力部門在盡情地享受著原本作為受服務者——企業的小心謹慎、惟恐不周的服務、伺候。顯然，這樣的權力的公共性已經異化、變質，這樣的權力生態與我們期待的公共行政理想完全背道而馳，只能是地道的“腐敗”。那么，問題究竟出在哪兒？
對此，我想很多人會首先想到“權力監督”，確實，監督的乏力導致腐敗的重要根源，但問題是，近年來，對“節日腐敗”“送禮腐敗”，各地各級部門的監督措施并不少啊，節日封車、廉政短信、夫人反腐、社會監督員，幾乎能想到的招都使了，可是怎么到頭來各種腐敗花樣還是監不勝監、督不勝督呢？
說到這里，不禁想起不久前陜西榆林市副市長路志強的一句話：“一些人依法搞腐敗”——“咱們好多法律伸縮性太大，自由裁量權太大。行政執法部門往往抓住你，先給你個‘下馬威’，說你這個問題太嚴重，按規定應該罰你多少萬，先把你嚇住，然后你再請他吃飯、喝酒、送禮……”這位副市長的分析，無疑為我們思考包括節日腐敗在內的各種形式腐敗泛濫的根源，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那就是，權力所以往往腐敗得那么容易、那么有恃無恐，問題不僅出在下游的權力執行監督不夠上，更重要的也許還在于，與賦予權力的源頭——法律本身監督的不夠有關。
比如，為什么企業過年不給權力部門送禮，就會擔心被“找麻煩”呢？顯然，除了具體的權力監督之外，這些部門具有太多合法的“找麻煩”能力，是一個更為關鍵的因素；毋庸諱言，受制于一種立法部門化、部門利益化的權力形成路徑和制度環境，時下的許多行政執法權，往往是站在照顧執法者的執法便利、效率的角度設計設置的，而對權力的服務者——公眾公共利益本身的方便、效益卻重視不夠，這樣一來，“依法腐敗”之下，反腐成本畸高、腐敗成本低廉的權力運行狀態便很難避免，而見證這種狀態的，“節日腐敗”肯定不是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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