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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達志
據1月25日《華西都市報》和《重慶晨報》報道，24日上午，大足縣委宣傳部外宣辦公布了人事局副局長李福多22日自殺身亡的諸多細節，并對自殺的原因蓋棺定論：其老父2004年初去世，用去安葬費等3萬多元，給靠工資吃飯的李帶來沉重經濟壓力。李在云南的母親近期身體很不好，在農村的哥哥多次向他要錢替母治病。李想盡孝道，但迫于經濟拮據，最
后選擇了自殺的方式來了結一切。
春節臨近，這樣的消息令人唏噓不已。所謂年年難過年年過，可是身為縣人事局副局長的李福多卻因經濟困窘不能盡孝，終于沒能過得了這個業已日日逼近的農歷新年！——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一天一天臨近的佳節，是一個幸福、開心、其樂融融的預期；而對李福多而言，卻是一個邁不去的檻、闖不過的鬼門關！縱使他有一個如此“吉利”的名字。
作為一個時事評論人，面對這樣的新聞心中卻備感難過——并不全是為李福多和他的親人。在這個貪污腐敗新聞持續充斥媒體版面的時代，“另類”的李福多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個現實——一個堂堂的縣人事局副局長，不能說大權在握，按時下通行的潛規則和我們深以為然的潛意識，再潔身自好奉公清廉，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的下場啊！
李每月工資不到1200元錢，其妻的工資不到1000元。除了需要供養一個16歲的兒子外，還要不斷地接濟遠在鄉下老家生活困難的父母兄長，實在是不堪其累。表面上看，李福多的情況比較特殊，但誰能斷定，在轉型期的中國，在這個生機勃勃而又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度里的廣大欠發達地區和窮困山鄉，沒有千千萬萬的張福多、王福多？難道讓他們保守清譽，不同流合污的代價竟有那么大嗎？
我想，肯定有好多人從這件事情中，再一次看到了農村社保工作的欠缺和無奈。這當然是一個嚴峻的現實，需要政府痛下決心盡快采取措施予以解決。但政府和有關方面是不是也同時看到了這么一個更“另類”也更嚴峻的現實——那些中西部相對低薪的基層公務員們，究竟怎樣做才能確保自己的尊嚴得到基本的維護，確保自己及其血親的基本生活得以維持下去，而又不至于經受太多、太痛苦的內心掙扎，不至于鋌而走險突破自己的廉正低線？
其實，不光是在中西部，即便是在東部較發達地區，公務員工資清冊上的數目，比起其他中等收入的行業而言，通常也是比較羞澀的。但是民眾看到的現實，卻似乎是另外一副光景：大多數公務員尤其是“帶長”的，他們的生活卻是那么地令人眼羨——出行車駕、衣著光鮮、前呼后擁、登堂入室，甚而至于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哪里像李福多那樣，自己窮苦潦倒，身后的父母兄弟更是“嗷嗷待哺”。這樣巨大的反差究竟說明了什么？
以史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封建時代之所以貪污盛行，歷朝歷代都要不停地整肅吏治，卻每每惡性循環。原因固然很多，但欠科學的薪酬制度，無疑是重要因素之一。清以及清以前的時代，官員收入都是很低的，順治年間的堂堂總督，每年支俸才一百五十五兩。而且就是這樣低的官俸，還要負擔眾多幕友書吏的費用開支。怎么辦？唯一之法便是獲取非法所得。而少量清廉的官員假如鄉下沒有幾畝田地，要想維持基本生活簡直是天方夜譚。
應該說，中國現今的官員薪酬制度雖然已有很大改觀，但仍帶有濃重的“中國特色”。這正是當前一方面貪污腐敗現象嚴重，另一方面“李福多”們卻又入不敷出的原因之所在。而更嚴峻的是，古代的“李福多”尚有幾塊薄田，今天的“李福多”除了工資卻什么都沒有。李福多自殺的警示，不可謂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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