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與外資博弈 難主沉浮

　　■本報記者謝麗佳

　　2005年，中國金融資本與外資的市場碰撞繼續深化，雖然在合作與競爭的市場博弈當中，中國金融業已經逐步成長壯大，但顯然，在目前的格局之中，中方仍難主導大局。

　　外資入股引發“賤賣”爭議

　　2005年6月，交通銀行在香港上市，其戰略投資者匯豐所持股份大幅增值，“賤賣”爭論由此拉開序幕，但聲音尚小。隨后，國有商業銀行和一些中小股份制銀行也紛紛引入外資。

　　據有關資料統計，截至去年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資者入股了17家中資銀行，總額超過165億美元，占國內銀行總資本的15％左右。

　　其中，交通銀行引進匯豐銀行投資，獲得86％的資產溢價；建行股權轉讓僅獲得17％的凈資產溢價，中行獲得的溢價更低，只有10％，而對工行的股權轉讓也只有15％的溢價預期。建設銀行以每股2．35港元的價格公開發售12％的社會公眾股之前，曾以更低的價格引入了美國銀行作為其首個境外戰略投資者———引資25億美元出讓建行近10％股權。

　　所有這些加上其后花旗、蘇格蘭銀行對中國銀行和中國工商銀行的參股投入占比，終于引發了“賤賣論者”的強烈批評。

　　一時間，各種支持和反對“賤賣論”的觀點紛至沓來，激烈交鋒。

　　“賤賣論”者指責國內金融企業在“像甩賣

　　更讓“賤賣論”者憂心的是，外資大規模參股國有銀行威脅著中國的金融安全。而且，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以股權換制度、以股權換技術、以股權換信用文化的改革思路，是否真的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金融生態背后的復雜問題……

　　對于“賤賣論者”的種種考問，反“賤賣論”者也一一回擊。有評論人士指出，去年3月份，中行與蘇格蘭皇家銀行簽署了諒解備忘錄，當天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市值下跌了17億美元，顯示境外投資者對參股中國國有銀行并不看好。

　　而建行早在2004年下半年，就與花旗開始了引資談判，但是一直不見進展，直到去年3月份美洲銀行半路殺出，建行才快刀斬亂麻，放棄與花旗的談判，迅速引進美洲銀行。可見國有銀行并不像“賤賣論”者認為得那樣“走俏”。

　　外資參股后，這些銀行的國有股權仍然占大頭。上市之后，如果ＩＰＯ價格以及市場交易價格大大高于戰略投資者的參股價格，在境外戰略投資者受益的同時，匯金公司或者財政部作為大股東將是最大的受益者。

　　有關銀行監管部門高層領導和正在進行股改的國有銀行高管人士也不斷公開回應、澄清，明確表示，不存在賤賣的問題。他們普遍認為，引入外資可以完善國內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結構，提高金融機構的經營管理水平，控制和減少不良資產，同時也為中國銀行走向國際市場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至于金融安全問題，反“賤賣論”者則指出，目前三家銀行的主要戰略投資者自身在中國境內很少開展業務，并不與國有銀行發生業務競爭和戰略沖突。他們分別來自美國、英國和德國，并不存在很多人擔心的某國（的金融機構）控制中國國有銀行的情形。

　　而在國有體制下，國有銀行的幾萬億元不良貸款，才是中國最大的金融隱患。只有借助外力推動國有銀行改革以增強競爭力，才是最大的金融安全。但是，對于引進外資是否一定會取得預期成效，顯然連銀行自己也無法篤定。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發布的一份關于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金融部門資產質量之優劣， 70％以上取決于金融運行的體制環境。

　　中國的金融風險不僅來自于金融部門自身治理結構不合理、內部管理不完善和風險管理制度不健全、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不力乃至監管不當等等，而且更廣泛來自于各類非金融的環境，舉凡法治不完善、各類不當干預、一些不合金融規律的政策性安排、地方政府的參與和干預，以及經濟發展狀況、社會信用環境、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等等。

　　有觀點指出，中國銀行業的現狀顯然是在制度安排和機制上的問題，它有賴于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一系列深層次改革的推進，諸如轉換地方政府職能、完善金融業發展的法律和制度環境和社會誠信文化建設等等，絕非將股份轉讓給外資那么簡單。

　　不少銀行高管也承認，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并不能解決當前中國銀行業發展存在的所有問題，中國銀行業的健康發展最終將取決于銀行業自身的公司治理水平、風險管理水平和激勵約束機制。

　　尤其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正反方都指出，金融領域改革應該也給國內投資主體一個公平進入的機會。

　　“國儲銅”兵敗國際基金

　　2005年，中國經濟的最后一戰應該屬于中國國家儲備局與國際基金在銅期貨上的對決。在這場對決中，國際基金不斷以推高銅價的方式逼空國儲�煻鴩鴥�則以不斷通過拋售國內現貨的方式來緩解這種壓力，挽回損失。　

　　１１月中旬之前，國儲和基金之間只是一場“暗戰”，除了外界看不懂銅價緣何不斷走高，無人知曉這場大戰的“內幕”。直到１１月１３日開始，外電紛紛披露，中國國家儲備局一名交易員劉其兵神秘失蹤，這場戰役才逐漸揭開面紗。

　　據媒體報道，劉其兵在ＬＭＥ（倫敦金屬交易所）銅期貨市場上通過倫敦金屬交易所場內會員，在每噸３０００多美元的價位附近拋空，建立空頭頭寸約１５萬至２０萬噸。這批頭寸交割日在１２月２１日。

　　國際對沖基金嗅到了中國在期貨市場行動的味道，瘋狂推高銅價。其認定國儲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現貨可以交割，乘機發動逼空戰役。自９月中旬以來，銅價每噸上漲約６００多美元，狂漲到接近４５００美元的水平。如果逼倉成功，國儲可能會虧損近億美元。

　　為此，國儲局從１１月開始，連續四周每周公開售２萬噸銅。雖然期間銅價稍有回落，但四次拍賣之后銅價終創新高，國儲局將１５萬空頭展期，將戰爭延續到２００６年。銀監會主席劉明康也坦言，由于缺乏對市場風險的有效控制，國儲銅事件代價慘重。

　　有觀點指出，此次國儲局拋銅的做法，其象征意義比實際意義更大。畢竟，６萬噸銅的現貨，對ＬＭＥ銅價的影響微乎其微。在國際期銅市場上，國際基金大多做多，這也是國際銅價始終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此也有了“圍獵空頭”的說法。我國作為主要的銅消費國，高位的銅價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巨大。

　　據數據顯示，中國銅消費占世界總消費的２０％以上，但又是世界第一進口國，長期的高價位使中國銅貿易逆差劇增。海關統計，２００４年中國各類銅產品進口額高達１２７多億美元，逆差１０５多億美元；僅２００５年１－９月進口額就已經達到１２０億美元，逆差１０３億美元，相當于２００４年逆差總額，中國已成為高銅價的最大受害者。

　　眾多分析人士指出，在國際市場上，像銅這樣的大宗商品，其價格基本上是采用期貨定價方式，所以，期貨價格的“話語權”就代表著定價的主動權。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參與權很少，在產品交易規則、貿易規則制定方面的參與權也很有限，這與中國巨大的生產量、消費量和經濟實力是很不相稱的。

　　因此，如何應對國際市場利用“中國因素”炒高銅等大宗商品的價格，如何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參與產品定價，利用期市來調控大宗商品價格，應該是此次國儲拋銅背后更深層、更長遠的考慮。

　　但此次風波惹來的爭議遠不止于此。境外期貨監管的真空地帶，再次被凸現。

　　有媒體撰文質疑，劉其兵的境外期貨行為是否受到國內監管部門的監管？該文指出，一度被禁止的境外期貨交易從２００１年被國務院放開后，至今已經有３０多家國有企業獲得了從事境外套期保值業務的資格。為了控制風險，證監會制定了非常嚴格的監管規則。

　　但直至此次被套銅風波被媒體披露之后，證監會一位負責人稱，因為國儲屬于國家機構，其在境外的交易不受證監會的監管。

　　有關專家指出，控制或防止期貨交易過程中的市場風險的產生、擴散和放大，應該是政府監管部門對期貨業實施規則的基本任務。在國儲銅事件中，國家儲備局直接介入了自己相對不熟悉的金融衍生品期貨交易范疇，而且在交易過程中也對具體交易者沒有相對完善的監督措施，從而造成了“一個老鼠害了一鍋湯”的巨大損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