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擎：對衛生部而言 這真的是一個糟糕的時代

　　王擎／文

　　我們國家，一個老百姓的健康權利的維護被分散到了六到七個部委，如果加上一些不太直接相關的部門，能夠多達十幾個。

　　這種宏觀上組織體系的分散注定了，醫改的成功，決不是一個衛生部的能力所及的

范圍。

　　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的監管作用不可替代。政府對醫療市場的監管包括嚴格市場的準入門檻、規范醫院的經營行為、確保藥品價格的合理以及懲處違反職業準則和職業道德的醫院及其從業人員等等。

　　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對

　　2005年7月，“醫改基本不成功”這句出自于一份研究報告中的觀點，頃刻之間將中國的

　　2006年新年伊始，在遭遇了近半年的嚴厲指責后，衛生部出臺了第一項醫改措施，提出各地要建立平價醫院或平價病房。然而，此舉一出，各種質疑批評的聲音不絕于耳。

　　有記者在采訪北京的三甲醫院時發現，談到平價醫院，醫生普遍覺得實現不了，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百姓醫療保障體制不健全；二是醫生報酬不到位。其中，主要是醫生報酬不到位。“一個月3000元的收入太少！”一位接受采訪的主任醫生說。有媒體更是將衛生部此舉定性為“作秀”、“炒作概念”。

　　批評的理由很充分。衛生部這種“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辦法根本不可能解決中國醫療體制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首先，我國目前已建立了從社區醫院到三級甲等大型醫院的醫療體系模式。從上世紀90年代起，國家就花大量經費推進社區醫院的開展，而且社區醫院當初誕生時主打的旗幟就是便民、利民，老百姓得病了，可以就近到社區醫院診治，既快捷又省錢。現在社區醫院還沒有完善，又急著推出所謂的平價醫院，相對于現有醫療體系來說，的確是個巨大的浪費。其次，平價醫院的支出由政府核撥，那么平價醫院管理者的責任心誰來監督？管理者會不會隨意揮霍納稅人的稅款？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監督體系，政府核撥的這筆錢的最終效用可能是又養肥了幾只“碩鼠”而已。又有新華社的報道稱，北京市首家平價醫院上地醫院因政府扶持措施尚未到位，經營慘淡。

　　其實，在醫療體制改革方面，衛生部一直表現得積極努力，但就如平價醫院的推出一樣，似乎總是出力不討好。

　　早從1998年開始，衛生部就積極推進實現區域衛生規劃，實行醫療機構的分類管理，進行藥品生產和流通的體制改革，推進城市醫保和農村衛生保障制度，然而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改革進展得都不順利。

　　政出多門是改革措施不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國家，一個老百姓的健康權利的維護被分散到了六到七個部委，如果加上一些不太直接相關的部門，能夠多達十幾個。比如，城市就業人口的

　　這種宏觀上組織體系的分散注定了，醫改的成功，決不是一個衛生部的能力所及的范圍。

　　衛生部自身的定位也是醫療體制改革進展不順利的原因之一。衛生部究竟是應該直接去辦醫院，還是充當醫療服務有效監管者。

　　事實上，缺乏公開、透明、有效負責的監管體系一直是中國醫療體制上的大問題。正是因為有效監管體系的缺失，醫院和醫生才可以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為所欲為。而就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政府的監管作用不可替代。政府對醫療市場的監管包括嚴格市場的準入門檻、規范醫院的經營行為、確保藥品價格的合理以及懲處違反職業準則和職業道德的醫院及其從業人員等等。衛生部只有真正建立起嚴格負責的監管體系，才有可能從制度上杜絕醫療費用的超常快速增長現象，還老百姓一個健康陽光的醫療服務系統。

　　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也阻礙了醫療制度改革的進程。

　　北京師范大學顧昕教授曾經算過一筆賬，假設如果在城鎮擴大醫保范圍，允許在職人員給家庭成員承擔社會醫療保險，同時完善現在正在試點的醫療保險救助體系，把城鎮居民全部納入保障范圍之內，顧昕計算國家只需要花107億元，而城鎮居民平均每年多掏的保險費也只有400多元；在農村采取強制的合作醫療體系，并提高中央和政府的支出，共需多掏400多億元。這樣二者相加，中央政府每年多掏出600億元左右，就可以建立全民覆蓋的醫療保險制度。如果顧教授這個計算方法合理，那么用國家財政準備補貼平價醫院的錢和每年用來補貼醫院的錢來建立醫療保險制度，顯然是一個要劃算得多的事。

　　有一句話說得好，在沒有確定疾病的種類之前，決不要治療這種疾病。在目前的形勢下，衛生部也用不著因為輿論的壓力，緊趕著出臺一些“應景”的政策措施。一旦因為心急下錯了藥方，真的會越治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