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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日開幕的北京市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北京市市長王岐山做了關于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的報告，在報告中，王岐山表示，北京將堅持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發展定位，努力提高城市建設和管理水平。
———《中國新聞網》
細心的人會發現，對于北京發展定位的表述已不再是傳統印象中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甚至不再提及“經濟中心”。其實這一新定位早在2004年11月《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修編結束向社會公開展示時就已顯露，當時輿論呈現一片叫好聲，有評論稱北京定位的“去經濟化”是一種進步，“是一次尋求城市特色的努力，是對首都城市定位更高層次的追求”。
在上海、廣州、天津、大連和青島等地爭先恐后地發展經濟，鞏固或覬覦本地區經濟圈的增長極之際，我們該如何看待北京一反常態放棄“經濟中心”標識的舉措？
客觀地看，此舉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第一，北京的人口、資源、環境以及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等客觀條件限制了北京的經濟發展，進而也影響了其“經濟中心”的地位；第二，由于地理位置、經濟規模和經濟結構的限制，使北京很難像長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廣州一樣對周邊地區產生巨大的經濟輻射效應，相反由于大量抽取周邊地區的資源與資金而產生了“負拉動”效應，以至于出現了272萬人口的“環京津貧困帶”；第三，淡化“經濟中心”強調“宜居城市”，這一城市規劃精神內核的轉換，也是城市發展從“經濟掛帥”到“人民掛帥”的轉換，對全國其他地區和城市落實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和諧社會具有示范效應；第四，從國際上看，政治首都和經濟首都可以不是一個城市，比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和巴西首都巴西利亞，它們就是政治中心，并不是經濟中心，這種經濟功能從政治中心城市分離的做法有助于避免經濟中心要求相配政治地位、政治中心追求相應經濟實力的行為傾向。
但北京能否真正放棄“經濟中心”的發展定位，從歷史和現實上來看，恐怕不容樂觀。
從歷史上看，北京的“經濟中心”定位一直是遭人詬病的，但卻一直“春風吹又生”。建國之初，梁思成就從保護文明古都的角度提出了北京不應建設成為工業城市的建議，遺憾的是這個建議沒有落實，比如解放后，北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如首鋼擴建和組建燕山石化等。上世紀80年代初，“環渤海經濟圈”的概念浮出水面，北京被定位為政治文化中心，天津是重型制造中心，唐山是能源原材料中心，但后來也不甚了了。在90年代初期，國務院對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是四個中心：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并沒有提經濟和工業，但北京仍大力發展制造業和汽車業，“現代汽車”的到來，更成了標志性的事件。
從現實來看，經過建國以后長期的積淀和集聚，北京的“經濟中心”地位似乎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是“揮之不去”的。根據最近的經濟普查數據核算，2004年北京GDP總量達到6060億元，其中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例已經高達67．8％，人均GDP4970美元，在全國31個省市區中排在第二位，僅次于上海，從產業結構和人均GDP水平來看，已經接近了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如此經濟實力焉能不成為“經濟中心”？另外，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副總規劃師談緒祥曾說：“在制定新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時，對要不要寫上‘經濟中心’也有很多爭議。最終不再寫上‘經濟中心’，并不是說北京就不做‘經濟中心’了，‘經濟中心’是大城市、省會城市本來就有的功能，沒必要再強調。”由此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北京放棄“經濟中心”定位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嫌。
誠然，作為一個擁有1500萬左右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可能沒有很強的經濟功能，正所謂“即便北京不是經濟中心，但是全部工作也必須以經濟為中心”。而且在現行的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官員拉動了GDP就等于拉動了晉升的引擎。再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上來看，自古以來，在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條件下，政治中心必定要控制經濟中心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的統一使執政有了保證。所以，盡管在北京新的發展定位沒有提及“經濟中心”的定位，但其隱性的“經濟中心”定位必然是客觀存在的！
因此，對于北京來說，不是是否要做“經濟中心”的問題，而是如何做“經濟中心”或者如何協同區域內的其他城市聯合做“經濟中心”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打破“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的怪圈，為區域經濟發展掃清制度障礙，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20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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