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民工荒”時代：你快樂所以我快樂

　　“在遍布珠三角五花八門的加工廠，在多如牛毛的建筑工地，在各式各樣酒樓、發廊、按摩屋，上千萬的農民工從事著不同行業，但生存狀況大抵相同。隨著對農民工問題了解得越深入，記者的心情便越感沉重，這個龐大群體散亂、無序、缺少組織，整體素質不高，他們的權益自我保護幾乎是無意識的，而各種顯形、隱形的“體制性遺忘”、“制度性歧視”，正成為農民工權益受侵害的重要根源。”

　　精神障礙：民工在城市的“孤島”生活

　　中國目前有超過1億的農民在城市打工，每年又有1500萬新的勞動力大軍涌入城市。“城市并沒有真正接納這些外來者。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從事高強度勞動、遭受歧視、缺乏適齡性伴侶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島上一樣，”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說。

　　北京安定

　　這些流動人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心理問題。根據深圳市委黨校遲書君教授2002年對當地1900名流動人口的調查，接近半數的人感到過性壓抑；兩成的人想過或購買過性滿足；一成的人曾為錢而滿足他人的性要求。在北京打工的四川農民張志強并不認同專家的分析。他說：“焦慮、孤獨和壓抑是城里人的‘心理疾病’，對我們而言卻再正常不過了。”

　　王春光說，公共空間和社區缺失是最重要的誘因。“社會生活空間對農民工完全呈封閉狀態。他們不看電影，不去繁華地段逛街。除了干活和睡覺，他們只能看看街頭電視，蹲在路邊聊天，彼此開開玩笑，沒有心理疏導和自我成長的途徑。”

　　■熱點透視

　　最低工資：別成了盤剝農民工的借口

　　制訂最低工資標準，本是政府對工人基本生存權的制度性保護措施之一。但由于廣東各地城市最低工資標準訂得過低，不但削弱了它對工人的保護作用，有時反而變相成為對工人的制度性歧視。最低標準線成了一些企業過度壓榨工人的“保護線”，競相緊靠著最低標準為工人開工資。

　　中山大學法律診所黃巧燕教授指出，按照國際慣例，最低工資標準應為上年度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我國勞動部門也已出臺這樣的規定，但目前珠三角許多城市卻只是20％－30％。如2002年，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為510元，相當于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2092元）的24％。深圳市最低工資標準為特區內600元、特區外465元，分別相當于全市職工平均工資（2330元）的26％和20％。東莞市最低工資標準為450元，相當于職工平均工資（1473元）的30％。中山市最低工資標準是450元，相當于職工平均工資（1563元）的29％。

　　10年來，農民工工資停滯不前，與城鎮戶籍職工距離越來越大。據統計，10年間，城鎮戶籍職工平均工資增長了2．3倍，而全市職工平均工資只增長了28％。這意味著：農民工工資幾乎絲毫未動！

　　子女教育：民工下一代的心理危機

　　一些經過種種努力已經進入城市學校就學的農民工子女，當他們的父母把孩子送進校門時，也許并不是幸運的開始，因為他們的孩子在學校里將面臨新的問題。“有的教師、孩子看不起我們，他們有錢，我沒錢。他們是城里人，我們是鄉下人，”在南昌市某小學上學的一位農民工的孩子對記者說。在孩子那無助目光的后面，記者看到了一顆敏感而脆弱的心。

　　另外，一些農民工子女已開始出現一些心理問題。江西師范大學教育學院心理系副教授張業祥在談到此問題時說，農民工子女往往存在很強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內向，不容易與同學和老師溝通。由于農民工子女介入城市和農村這兩個群體之間，他們無法短時間內適應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農村；孩子因為父母的流動性大頻繁轉學，使一些農民工子女錯過了最佳受教育的時期。所以，他們最后形成的價值觀念即人格核心，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這些孩子可能會成為未來社會的特殊群體，這個問題應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馮麗曾曦）

　　■社會關注

　　三種非政府力量關注民工權益

　　龐大的打工群體的生存和權益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目前，在珠三角地區就活躍著十余個非政府組織或機構，他們以各種形式和面目出現，用各自的方式在維護打工者權益問題上發揮作用，成為政府之外關注打工群體的又一重要力量。

　　一是民間的非政府組織開始出現。龐大而無助的打工群體引起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一些民間人士或學者、律師開始嘗試建立一些組織和機構來提供幫助。但由于制度的限制，目前出現的這些非政府組織面目模糊，有的以工商個體戶的形式注冊，有的掛靠在一些大學或研究機構里，以工作室或服務中心的身份出現。

　　二是來自國際市場的壓力，即“訂單的力量”。由于珠三角地區產業結構以出口加工型為主，許多加工企業都是按照跨國公司的訂單生產。近年來跨國公司由于受到國際社會關于“血汗工廠”的指責而越來越重視自身社會形象的重塑，不少跨國公司都制訂了維護工人權益的“全球守則”。

　　三是來自境外慈善機構的關注。近年來境外慈善機構、基金會開始將關注點投向處于弱勢地位的我國打工群體，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由于瀕臨港澳的地緣特點，一些境外慈善機構不僅通過資助方式向打工者提供援助，而且開始探索性地設立一些分支機構，直接為打工者提供服務。（車曉蕙鐘玉明徐清揚）

　　●生活劇照

　　鏡頭1：苦

　　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擠3趟公交車，從位于上海東北角的五角場地區，斜穿整個市區，到西南部的長寧區建筑工地做泥水工。每天工作時間都在10個小時左右，加班的時候還不止。中飯在工地上吃，吃完飯接著干，沒有休息。苦？當然苦。每天晚上一躺下，渾身就像散了架。我也習慣了，從24歲干泥工，至今已8個年頭。好歹辛苦一年能有個六七千元收入，比呆在家鄉種地強。趁年輕有力氣再干幾年，一過40歲，打工就沒人要了。”在汽車的顛簸中，在上海打工的何書文一邊說話，一邊哈欠連天。

　　鏡頭2：哀

　　馮俊巖，安徽太和縣人，1994年和妻子翟秀花一起來天津謀生，從拾荒到賣菜、賣水果，現在有了一些積蓄，然而，10年來他沒有交著一個天津市的朋友。

　　我沒交著城里朋友，不是不想交，也努力過，但那是一面熱，人家城里人根本看不起你。我天天賣菜、賣水果，跟一些人混過臉熟，有很少的人見面時打個招呼、點個頭，我就很知足了。也有城里人主動跟我們交往，但那是用得著你的時候。有力氣活兒了，他們想起我們了，也滿臉堆笑，有的人甚至喊爺爺奶奶。可一旦干完活兒了，用不著你了，扭頭就走，有的下次碰個對臉也裝作不認得，很難再交往下去了。

　　鏡頭3：樂

　　當他們的汗水預期變成可以把握的財富時，民工是快樂的；當他們的尊嚴偶爾能得到城里人的尊重時，他們更是開心的。鹽城來上海的搬運工老吳告訴記者，他干這活已6年，為多少人家搬過多少次東西，他幾乎不記得了。但去年秋天，為

　　（夏天／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