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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同葆
“郎顧之爭”的戲劇性結尾，恐怕連郎咸平、顧雛軍兩名當事者本人也沒有想到。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是學界關于“郎顧之爭”所生發出的兩極評論。
“非主流經濟學家”們當然要慶祝勝利，歡呼顧雛軍入獄的事實終于戰勝了“主流
經濟學家”們關于私有化的“雄辯”，然后哭訴一番多年來被“主流”壓迫到“邊緣”后所遭受的冷落之苦。曾對郎咸平冷嘲熱諷的另外一些經濟學家則當然要表示憂心忡忡，擔心民粹派由此聲勢看漲，清算資本“原罪”，扭轉國企改革的大方向。
這兩類借題發揮一直發揮到離題萬里的言說，在“郎顧之爭”尚未見分曉時就已經出現。首先是郎咸平教授本人，在以深厚的會計學功底把顧雛軍的“資本運營”把戲揭了個體無完膚之后，信口開河，宣稱“國企不進行產權改革也可以搞好”�！胺侵髁鹘洕鷮W家”們隨即跟著起哄。然后，另一方學者則把郎咸平對于顧雛軍的具體指控完全放在一邊不予置理，驚呼：“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大講“要保護民營企業家”，強調不論采取什么方式把國企產權轉移到私人手里，都比留在國家手里好。
多少年的話語慣性一點都沒有變———顧雛軍，成了一種象征，對其肯定或者否定，都成了看待國企改革的風向標。否定者努力想把他鼓搗成一個風向標，肯定者則直接就是把他當成一個風向標來肯定的。
“郎顧之爭”說到家，不過就是郎教授一次成功的舉報，而已。
與“郎顧之爭”有點聯系，近一年來，在左右兩翼的口水戰中，成為國企改革象征物的，還有一組字母———“MBO”。贊成和反對MBO的人互相扣大帽子。并且，贊成者因反對者的反對而憂心忡忡，反對者因贊成者的贊成也憂心如焚。
其實，MBO（管理者收購）不過就是企業產權轉讓的一種方式。國際上，在所有者普遍與管理者相分離的大企業中，這種方式并不很流行。一來，并不是所有的管理者都想當老板，二來，也并不是所有想當老板的管理者都能當得成。提出MBO要求的管理者們，享受不了“內部人”的優惠，不能拒絕來自外部的其他競價人，也不能以還沒到手的企業資產作抵押貸款付賬（那相當于挪用老板財產不是？），更不可能跟大股東私下商量商量就把事辦了———這樣的MBO哪有什么油水！
對于這樣一種普通的企業產權轉讓方式，“非主流經濟學家”們上綱上線地反對，純屬多余。
同樣，某些“主流經濟學家”對國資委關于“央企不搞MBO”的規定，也沒必要上綱上線地擔心。按照MBO的一般規則，央企那些大個頭兒，沒一家是管理者能收購得了的，國資委這條規定本身就是多余的。
真正值得討論的，是目前國企改革實踐中盛行的MBO是否符合國際慣例，是否規范。真正值得擔憂的，是國企管理者與監管者互相勾結，將企業產權廉價私相授受；是管理者代行所有者權利，除非把企業變成我個人的，否則我就想辦法把企業搞死，除MBO———并且一定得是不規范的MBO———外，其他改革方案一概免談。
改革靠“典型引路”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如今，任何一個具體的企業和企業家，任何一種具體的改革方案，都再不能也無法成為改革的整體象征。把某一個具體的企業或企業家，某一種具體的改革方案，提升為改革的象征，滿腔熱情地去批判或者去維護，其結果只能是在嚇唬自己的同時互相嚇唬。聲音大點兒，弄成一場“大討論”，也是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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