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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徐正輝 首席記者 章敬平 陜西靖邊報道
罪與非罪
剛剛在監(jiān)房中度過60歲生日的馮秉先，176公分的身高卻只有不足50公斤的體重，這么一個“風一吹就要倒下去的商界知識分子，竟然在陜北這個小縣城，制造了多年難見的‘大
場面’”，營造了重重高度緊張的氛圍。
“靖邊縣的四大油區(qū)鄉(xiāng)鎮(zhèn)都進行了控制，油區(qū)大小路口封鎖，班車停發(fā)�！本高吙h青養(yǎng)岔鎮(zhèn)一位油老板表示，“許多油農油老板進不了城�！�
進得了城的也難以到達法院。當日6時，通往靖邊縣法院的三個路口，就被警察封鎖了，數十輛警車數百名警察設置了三道防線。靖邊縣隸屬的榆林市，也有一位市公安局負責人親臨現(xiàn)場。
即使到達法院，也進不了法庭。據稱，法庭一共發(fā)出了120張旁聽證，投資者沒有一張。包括本報在內的數家“計劃外媒體”，以及國外媒體，都未能得到旁聽的機會。雖然是公開審理，但法庭大門緊閉，“閑雜人員”一律不得進出。
中共靖邊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侯貴強稱：“表面看這是一個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小刑事案件，但背景非常復雜。牽涉到很多油老板和油農。為防萬一，我們采取了措施�！�
法庭內也出現(xiàn)了靖邊縣司法史上罕見的對壘。靖邊縣檢察院檢察長王明朗坐在第一公訴人的席位上，主審法官由靖邊縣副院長謝紅靜出任。據稱，1992年畢業(yè)于西北政法大學的謝是靖邊縣惟一科班出身的法官。三被告中只有馮秉先一人聘請了律師，辯護人是北京知名律師莫少平。
控辯雙方對于馮秉先的罪與非罪的交鋒，都在于2005年春天的兩次“訴前對話”。2005年4月12日早，陜北三縣100多油井投資人前往榆林市府門口，與市府官員對話。榆林對話未果。一個月后，陜北100余油農聚集到陜西省委大門口，同時向社會散發(fā)資料。
檢方認為，馮秉先是兩起“訴前對話”的“策劃者”、“組織者”，是“首要分子”。他策劃“采用聚眾圍堵市政府、省委的方式”，致使“政府的多項重要政務活動被迫取消，政務大廳十三個部門停止辦公，辦事人員、車輛無法進出大門，致使省委大門被堵，使進出的人員、車輛無法正常通行，交通阻塞，嚴重擾亂了市政府機關和省委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
據稱，檢方認為馮策劃組織此兩起事件，是因為在2005年3月準備訴訟前，三被告曾組織靖邊的油井投資人到縣政府上訪，要求和縣政府進行對話，要求退回油井，因為“和縣政府對話沒有達到目的”，馮秉先決定組織人到市政府和省委進行訴前對話。
馮秉先的辯護人對兩次“訴前對話”沒有異議，但他不認為馮秉先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主觀故意，而是受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希望通過協(xié)商對話解決問題，不想和政府打官司。莫少平也不認為馮秉先是“組織者”和“策劃者”，亦不同意公訴人對“訴前對話”的后果、影響或者“嚴重”或者“極其惡劣”的認定。
本報記者歷經周折，終于聯(lián)系上靖邊縣法院負責人。本來，從中斡旋的中共靖邊縣委宣傳部說，法院會接受訪問，但靖邊縣法院對案件不予置評。
“我是維權的‘首要分子’”
開庭前一天，馮彥偉遞給本報記者一份他父親馮秉先預備的自我辯護詞。馮秉先反對公訴人把他確定為組織策劃兩次“訴前對話”的“首要分子”。他否認自己是陜北投資人的總代表，但他樂于人們把他視作陜北石油民企維權行動的“首要分子”。
馮彥偉說：“靖邊縣檢察院對我父親提起公訴的依據，是民企最近的兩次訴前對話”。事實上，這兩次行動，不是我父親組織、策劃的，我父親也不同意這種說法。
2004年，馮秉先認識了當時尚在北京博景泓律師事務所的朱久虎律師，決定走訴訟維權之路。這年仲秋，朱久虎來到靖邊縣。集團訴訟涉及到的人數眾多，依法得選舉訴訟代表人。
馮彥偉說，陜北幾百家石油民企為適應集團訴訟，建立了多級委托代理方式：首先，民企公司按區(qū)域選舉，產生訴訟代表，公司與訴訟代表簽訂一級委托代理協(xié)議；而后，每縣由15名訴訟代表組成“訴訟代表會議”�！霸V訟代表會議”是全體委托人的決策機構，有關維權行動的重大問題，必須要根據《訴訟代表會議章程》，由會議代表集體決策。
每縣在15名代表中又選舉出總代表和總代理，靖邊縣總代表為馮孝元，總代理為馬啟明�？偞硎谴頃h的召集人，總代理負責完成代表會議確定的日常工作。
馮秉先在他的自我辯護詞的預備稿中說：“我只是靖邊縣一名普通代表。我一直在北京從事與外界聯(lián)絡工作，為陜北各縣服務，而實際上，陜北民企從未選過總代表，從未給我任何授權。‘總代表’的稱呼，是各縣投資人給我的榮譽，并不因此就意味著我有決策權�！�
馮在預備稿中說：“我是一個敢于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如果把我說成是陜北石油民企維權行動的‘首要分子’，我很樂于接受。我現(xiàn)在已近花甲之年，把自己三年的好時光全力用在了這場公民維權行動中，我認為，這是我一生所做的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我以自身的行動實踐了一個普通公民對民主法治不懈不悔的追求�！�
馮彥偉說：是我父親，撰寫了維權的綱領性文件，主張民企為權益抗爭；
是我父親，主張向首都學界求援，以他為主，委托學術機構組織了四次專題研討會；
是我父親，匯編了有關陜油案的事實、文件、報道和專家意見近50萬字材料，將陜油事件公之于眾；
是我父親，把朱九虎為首的律師團介紹給民企，將民企統(tǒng)一到以訴訟為主線、依法維權的軌道上來。
據此，馮彥偉說：“我父親可以站在法庭，自豪地說：我是當之無愧的陜北民企維權的‘首要分子’！”
“我父親為什么被投資人稱作總代表”
庭審開始， 馮秉先申請作為第一公訴人的檢察長王明朗和靖邊縣法院回避。因為王明朗和法院院長都曾是石油“三權”回收領導小組成員，檢法干警參與過石油“三權回收”的具體工作。審判委員會、檢委會十余人分別研討了約半個小時，回來宣稱，“這與此案無關”。
馮秉先的辯護人對記者說：為了保證案件的公正審理，和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都需要回避。
馮彥偉對記者說：“我父親之所以被陜北油井投資人尊稱為‘陜北總代表’，就是因為他反對不合理的石油三權回收和補償。他為維權付出艱辛的努力，為維權兩次進入監(jiān)牢，怎么會‘與本案無關’。”
法庭上，馮秉先動情地說，“我60歲的生日是在獄中度過的。“那天是11月29日，除了他的未婚妻曲建平給他送了幾本書外，連一封家書也無法傳達。
馮秉先出生于蒙陜交界的哈拉寨，22歲被分配到內蒙古罕臺窯煤礦當電工，來陜西開采石油之前，是內蒙古自治區(qū)有名的技術干部。1998年陜西地方政府招商引資，馮秉先與友人同赴靖邊縣開采石油。36萬元買了個區(qū)塊，打出來的卻是個干井，虧了71萬元。第二、第三口井總算見到了油，但產量很低，三口井賠進去350萬元。
馮彥偉說，到2000年10月，他父親連打帶買，共13口井。政府收井時剩下四口高產油井。馮先生對自己油井的估價在1000萬元以上，但最終從政府手中領到的補償只有140萬。
1999年，原國家經貿委發(fā)了個文件，明確要求“堅決停止和糾正允許投資商參與石油開采活動的做法”。很多投資人并不知情，陜北還在加大招商引資力度。2000年，陜北各縣興起地方石油開發(fā)的高潮。據估算，其后政府收的油井，有1/3是2000年前后打下來的。
真正收井的決定是從2002年10月份由陜西省政府發(fā)出的。靖邊的投資者組織了起來，要開大會�？h里召開緊急會議，說不管上面如何，和投資者簽署繼續(xù)經營兩年的協(xié)議。
2003年夏天，榆林市拿出“三無償”方案：收回了投資的油井無償收回；經營了5年的油井無償收回；產量在600公斤以下的無償收回。
大家算了一下，靖邊當時有1489口油井，除去“三無償”，只剩下200來口井。即使這200來口井，也不是全部兌現(xiàn)，而是分期付給。如果要現(xiàn)錢，還得扣除利息。
6月15日，政府就派人上油井驅趕民營油井的人員。馮先生一看大勢已去，跑到北京去上訪。地方政府一路截訪，到達北京的大約有200多人。上訪者大多沒有什么文化，馮幫他們整理材料。到上訪的第七天，陜北地方政府就來人了，有五六個人，要上訪人員派代表座談一下。上訪者給馮打電話說：“你快過來，代表我們和他們談。”
馮秉先不僅代表上訪者和政府談，還與經濟學家法學家們談。2003年6月29日，他們在北京開了“如何維護民企權益研討會”。經濟學家于光遠、茅于軾、高尚全、蕭灼基、保育鈞、曉亮、何偉等20多位人士出席會議并慷慨陳詞，后有茅于軾、保育鈞、何偉、杜鋼建、曉亮、顧海兵六教授向人大常委會上書三次，為陜北民營石油案呼吁。后來，有領導人批示道：“小油井的整頓是必要的，但要保護投資人的合法權益。”
嗣后，陜西省開了個緊急會議，改原先的“無償收回”，為“適當補償”。
2003年7月22日，馮秉先在北京被榆林市公安人員抓捕。35天過后，被查偷稅漏稅一周未果的馮，寫下“不再上訪，及時領取補償費”的保證書后，重獲自由。
2005年4月，準備了將近一年的訴訟基本完成。朱久虎律師的工作轉為撰寫起訴狀。4月初，訴訟代表決定向陜北地方政府遞交一份訴前對話申請，開始了實質上的新一輪上訪。6月20日，靖邊縣檢察院以涉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批準逮捕他，二十幾天后，逃跑中的馮秉先在武漢被抓獲。
馮在自辯護時說：“上天賦予人與生俱來的神圣權利——就是生命、財產和自由。我因為財產被剝奪試圖說理，可是又被剝奪了自由，但只要生命尚存，我就會為了爭取生存的質量、為了爭做自由而有尊嚴的人不懈努力！”
本報記者就馮秉先家人以及辯護人述及的有關問題，致電中共靖邊縣委書記馬樂斌。馬稱自己已調離，不愿多加評論。靖邊縣一機關工作人員稱，中共榆林市委組織部的調令還沒下發(fā)。
2005年12月26日，靖邊縣法院沒有做出當庭判決。監(jiān)牢中的馮秉先，還在等待著法律的宣判。
反思“馮秉先案”
-本報評論員 章敬平
2005年12月26日，還未能和陜西省、市、縣三級政府對簿公堂的“陜油案”的當事者馮秉先，被陜西靖邊縣人民檢察院推上了被告席。聆聽檢方“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的指控，這位陜北油井投資人的“精神領袖”，在法庭外數百警察數道封鎖線的“警衛(wèi)”下，辯稱去陜西省府和榆林市府進行“訴前對話”，沒有犯罪(參見本報第九版《一個人的罪與罰》)。我們無意為馮秉先辯護，他的罪與非罪，罪輕罪重，留待法官憑借法律去決斷，我們要說的是，“馮秉先案”應當奉行我們心目中燦如星空的法治精神。
“馮秉先案”中的第一公訴人是靖邊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是靖邊縣“收回‘三權’領導小組”的成員，馮秉先頓成階下囚的緣起，就是反對“油井整頓”狀告縣市省三級政府，而該檢察長當時正在帶領著檢察院干警協(xié)助收回油井“三權”，此明顯存在利害關系的人怎么可以擔當公訴人？同樣的道理，審理馮秉先案的靖邊縣法院的院長也是“收回‘三權’領導小組”的成員，“馮秉先案”怎么能在靖邊縣法院開庭呢？都說政治的生命在于法律，法律的生命在于訴訟，訴訟的生命在于程序，如果程序上存在缺陷，公眾憑什么相信，馮秉先案能在靖邊縣法院得到公正的審判？
有句人所共知的法律格言說：“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xiàn)，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xiàn)”。據說，馮秉先對檢察長和法院的回避申請當庭遭到了拒絕，法庭認為，政府的“整頓”以及他們的狀告，與“馮秉先案”無關。但事實是，沒有涉及數百油老板和上萬名油農的“陜油案”，何來“馮秉先案”？正因為它們之間的緊密關聯(lián)，我們才將俗稱的“陜油案”和“馮秉先案”統(tǒng)稱為“馮秉先案”。
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說，國家保護合法的私有財產。這意味著地方政府不能單方面撕毀合同，不能單方面宣布先接管后清算，不能單方面決定無償收回繼而單方面制定補償標準。“陜油案”投資者的遭遇值得反思。
用10年左右的時間鍛造一個法治政府，是本屆中央政府向包括馮秉先在內的13億人民的承諾。但在此案中，瞧瞧沒有被投資人告狀的陜北另一個縣府回收油井時的錄像吧，剃光頭，穿囚服，游街示眾。我們驚詫，怎么可以用對付敵人的辦法對付油井投資人？一定要營造手銬響成一片的氛圍，才能提高行政效率？
我們評說“馮秉先案”，不是代法院做主，以輿論“判定”馮秉先無罪，而是想說，即便他罪無可赦，他也有權利受到公正的審判。我們不認為投資人對補償的要求完全合理，但這絕不能成為他們的財產被任意剝奪的理由。投資人在上訪中可能有靜坐、散發(fā)傳單的行為，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要遭受剃光頭、游街的羞辱。我們不懷疑政府整頓油井的初衷，真的在于人民的利益，但我們要說，油老板和油農的利益，也是人民的利益，他們的人身權，財產權，訴訟權理當得到保護。
法治是我們之所以對未來擁有信心的保證，我們必須不惜一切地應對它的挑戰(zhàn)，它是我們的心靈能夠自由棲息的最后一道屏障。我們不能妥協(xié)，因為，中國輸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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