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修正的變與不變

　　GDP修正的變與不變

　　我們無需為GDP大喜大悲。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保持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何讓更多的國民分享GDP增長帶來的福利

　　□本報記者鄧瑾舒眉肖華

　　兩天前，在一場備受海內外關注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公布，中國2004年的GDP總量上調16.8％，接近16萬億元。其中，2.3萬億元的增量中，93％來自原來的統計方法不能很好覆蓋的服務業。

　　修正后的GDP讓中國超過意大利成為世界第6大經濟體，與排名第四、第五的英國和法國的差距縮小到不到2000億美元。

　　新的統計數據來自歷時兩年的中國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在該普查中，1000多萬調查人員對全國的工業和服務業進行了掃蕩式調查。

　　然而，“山還是那座山喲，梁還是那道梁”，李德水在發布會上說：“經濟普查本身不可能創造GDP，也不可能因此而增加可支配的財富。”

　　即使總量有所增加，中國人均GDP仍然不到1500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排名在100名以外。“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絲毫沒有改變。”李德水強調。

　　服務業比例的上升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中國的宏觀經濟以及增長預期？十一五期間的宏觀經濟政策會不會有所調整？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在此次新聞發布會之后采訪了有關政策官員以及數家國外投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中國GDP數字很可能被低估，這是國內外很多研究機構和經濟學家的共識，但低估了16.8％在您的意料之中嗎？另外，這次GDP數字的修正主要是因為服務業第一次有渠道被納入到統計中去。您如何看待服務業占GDP比重的上升？

　　哈繼銘(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不意外。印度尼西亞、意大利都調高過服務業的占比。中國服務業占比從31.9％上升到40.7％，與韓國的服務業占比45％相比，我們還是低的，印度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高于我們。

　　范文仲(雷曼兄弟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不太意外。我們一直認為，中國經濟中的服務業被低估。所以這次對于經濟總量的向上修正，方向是合理的，這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自然過程，農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業占比上升，這是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的一個轉變。此外，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化，這又是一個新的轉變，從長遠的趨勢來看，我們預計服務業占比還會繼續增長。

　　陶冬(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董事總經理)：我們一直認為，中國的GDP被低估了。有一個明顯的證據，那就是調整數字前服務業在中國GDP的比重僅占32％，而這個數據在印度是55％。任何在兩個國家生活過的人都能感覺到，兩個國家的服務業水平是差不多的。因此，中國的服務業是被嚴重低估了。部分私營服務企業出于逃稅的考慮，傾向于隱瞞營業收入，這也造成了服務領域數據的縮水。比如，你去餐館吃飯沒有要發票，出現偷稅逃稅現象，這個沒有要的發票是不計入GDP的。生活中這種例子還有很多。

　　我們認為這次GDP的調整是應該的，及時的，但是對于服務業還存在低估，我認為還差一點，中國的服務業也至少要占GDP比重的55％，而且可能更高。

　　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東琪：這個結果并不讓人意外，以前的研究中早就感覺到對第三產業估計不足了。但是有一點要搞清楚，不是服務業上升，而只是服務業在統計數量上的調整。它原來被低估，有這樣一些原因：第一是漏統計。第二是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帶來服務業的發展，但統計方式和手段某種意義上還在延續過去的習慣，因此難以全面覆蓋，而現在新的普查覆蓋更全面、科學，比如既包括福利性服務，也包括餐廳等社會性服務。第三是財務系統在不斷完善，上報的數據也就不斷精確。第四、新型服務業發展帶來統計面的擴大。

　　根據修正后的數據，我們應該怎樣認識中國的宏觀經濟？“十一五”期間的宏觀經濟政策需不需要要調整？

　　陶冬：修正后的數據，打破了過去對中國經濟增長持續性的最大懷疑，即投資占GDP的比重過高，服務業占比偏低。現在服務業所占的比重提高了，投資占比下降了，因此對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疑慮也就打消了。

　　投資占比下降，這意味著今后對于投資，包括房產投資，政策的容忍程度提高了，而從前大家一直擔心，中國經濟增長是投資拉動型，不可持續。投資占比下降對政策調整的意義非常重大。換而言之，政策制定者“一腳踩”式的遏制投資行為將會減少。

　　范文仲：這次GDP的調整我們認為是一個好消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經濟總量擴大了，從1.6萬億美元到1.9萬億美元；二是結構改善了，服務業占比從31.9％上升到40.7％，消費占比從36％上升到38％。

　　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經濟的一些根本的問題不會隨之改變。經濟過熱、產能過剩等深層次問題，不會完全消除，所以政策不會做大幅度的調整。

　　哈繼銘：總量的調整，意味著我們要重新計算一些重要的比例關系，比如投資、消費、出口占GDP的比重要重新評估。但我認為中國經濟依然存在投資過度、產能過剩、企業利潤下降的問題。

　　宏觀經濟變量相互之間有緊密的聯系，經濟增長的速度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聯系。現在我們調整GDP的指標了，為保持數據的一致性，是否也應該改變通貨膨脹的指標呢？在最新的GDP數據中，服務類的價格增長速度快于生產類的，那么顯然通貨膨脹被低估了，我想下一步國家會對經濟指標進行調整。

　　對于政策的影響，盡管數字改變了，但是宏觀經濟存在的問題并沒有消失，主要是結構性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政府政策制定的空間加大了，因為投資占比、銀行貸款占比、債務比和能耗比，都不像從前那么高了。

　　陳東琪：這只是數字的變化，不是整個現實狀況的改變。宏觀經濟并沒有發生變化，只是統計數據上總量上調了2萬多億。調整的意義在于：第一，有利于加強宏觀經濟研究的準確性與決策的科學性。第二，讓我們對總量和結構做出更為清晰的判斷，第一產業沒動，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所占份額前者降低后者調高，實際服務業水平比原來公布的要高，發展要快。

　　但這些變化不會對宏觀經濟、產業結構等政策產生影響。盡管工業比重下降，但新型工業化道路不會變，我們依然要努力從粗放型向集約型、從外延型向內涵型轉變，從數量型、對資源依賴型向質量型、依賴技術進步型轉變。另一個不會變化的是要加快服務業的發展。盡管服務業所占比重由原來的30％多上調到40％多，但服務業發展要走的路依然很長，它依然是最具發展潛力的一個產業。過去按科學發展觀確定的有關工業發展、服務業發展的一系列政策將一如既往。

　　GDP對普通老百姓的意義在哪里？GDP與收入分配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

　　陳東琪：GDP的調整跟普通老百姓之間的聯系只是讓大家能更準確認識到這個數字，它只關系到總量以及不同產業的結構，并不影響收入不同群體之間的關系。

　　范文仲：GDP反映了國家的經濟總量，但是GDP不解決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要靠財政政策扮演主要角色。

　　目前政策已經發生轉變，政府開始注重消費的引導，注重消費的一個前提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比如調低所得稅等等。

　　哈繼銘：GDP增加了，不等于銀行存款增加了，但GDP的提高，意味著收入水平的提高。過去我們對房產價格比較悲觀，一個常用的指標是

　　陶冬：GDP是衡量經濟發展的指標之一。我們不需要為GDP大喜大悲，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多出來的GDP如何分配，怎樣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調整后的2004年中國經濟數據

　　(圖表略，詳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