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貿易摩擦“扎堆” 廣東主動出擊探索應對之策

　　今年以來，外國發起的對中國產品貿易救濟和相關調查案件呈現大案多、訴訟政策多變、應訴更加復雜的趨勢。據海關統計，上半年廣東企業11起反傾銷案件的涉案商品出口共計66.4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8％，占廣東企業出口總額的6.5％，影響不容低估。

　　今年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已達29起，占案件總數的66％。面對發展中國家“扎堆發難”，且隨意性大、政策透明度低、企業應對困難等問題，廣東省主動出擊

，組織調查小組，前往相關國家開展調查與交涉活動，了解和探索發展中國家貿易救濟的政策特點及應對之策。

　　“仿效”效應不容忽視

　　印度、埃及、土耳其是對我國產品實施貿易調查較為突出的發展中國家。廣東省陶瓷餐具、彩色電視機、生絲、綢緞、壓縮機等數類產品都受到了這3個國家的反傾銷調查，涉及廣東省絲綢進出口集團、TCL、創維等大型企業和一批支柱產品。由于企業對這些國家的貿易救濟政策認識有限，在應對上存在不少困難，應訴率遠低于對歐美發達國家的案件。

　　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壁壘涉案金額不大，但其“仿效”效應卻不容忽視。針對這一情況，今年6月、7月份，廣東省外經貿廳組織了有關外經貿官員、企業代表、WTO研究中心專家共同參加的調查工作小組，赴埃及、土耳其、印度3國開展調查與交涉活動。先后舉行了10場公務活動：分別與埃及貿易工業部反傾銷局、印度商工部反傾銷總局、土耳其外貿署進口司舉行了3場政府部門的會談；拜訪我國駐3國大使館經商參贊處；分別向埃及企業家協會（EBA）、土耳其對外經濟關系委員會（DEIK）、印度工業聯合會（CII）舉行了3場推介會。

　　我國企業應訴難度增大

　　此次調查發現，埃及、土耳其、印度3國仿照歐美建立起自己的貿易救濟法律框架，但在具體實踐中卻與歐美調查有很大不同，主要有3個特點：一，這些國家對中國產品限制的傾向非常明顯。目前中國與這3個國家貿易發展較快，其國內產業對中國產品擠占其國際市場份額保持高度警惕。2003年中埃貿易額首次突破10億美元，2004年就增長到近15億美元，其中中國對埃及出口13億美元，而進口只有1億多美元。紡織服裝是土耳其的支柱行業，政府和業界都非常擔心紡織品全面取消配額后，中國會擠占土耳其歐洲市場份額，民間2004年發起《伊斯坦布爾》宣言，土耳其政府于去年年底對中國紡織品實施臨時特別限制措施。工作小組在訪問土耳其過程中，強烈感受到土耳其官方和民間對此問題的敏感和擔憂。二，在反傾銷調查中雖然各有自己的問卷，在標準上模仿歐美，但個案處理中調查官員自由裁量權較大，如土耳其國內存在反中國產品的輿論導向和政治勢力，其調查官員的政治傾向非常明顯，直接影響對中國企業的裁決。三，在反傾銷調查操作程序上不如歐美國家規范，歐美的調查通常都有核查程序，但土耳其在彩電案的調查中，根本不到現場核查就作出裁決。另外，有的國家并不采用英語發布公告，中國企業應訴難度增大。

　　“雙發票”成為影響因素之一

　　此次調查還發現，“雙發票”正在成為影響發展中國家對我貿易救濟案的焦點。中國企業在對發展中國家出口過程中普遍存在“雙發票”問題，企業在出口產品過程中，為了迎合進口商逃避海關關稅的要求，以低于商品實際出口價格出具發票，形成同一產品我國出口企業在海關報關一套發票，給進口商進口報關另一套發票。而發展中國家海關估價不規范也是“雙發票”形成的重要原因，如在土耳其就發現進口中國自行車每輛僅一美元的報價，對方海關進口的超低價格成為對我國企業發起反傾銷的口實。調查小組認為，為理順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關系，亟待加強對“雙發票”的研究，規范企業按國家貿易規則正常出口。

　　地方政府可起重要作用

　　此次調查，針對貿易救濟個案開展交涉，為地方政府參與對外交涉做出了有益探索。

　　據介紹，彩電和綢緞反傾銷案是土耳其、印度正在調查的兩起案件，主要應訴企業集中在廣東，同時又是廣東大型企業集團，為了保護國際市場，企業應訴的態度非常明確。出訪前，調查小組收集案件信息、分析應訴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確定交涉方案。在與土耳其和印度政府部門會談中，針對對方在調查中提及的勞動力、土地等市場經濟地位問題進行闡述，并列舉對方產業的發展數據，提出我方不存在損害的觀點。從地方政府和涉案企業的層面有力地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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