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財富排行榜 專家各有說法

　　2005年“中國內地人物創富榜”出爐，此榜與以前眾多的財富排行榜不同的是，它以“個人財富”、“社會責任”、“企業文明”、“公眾美譽度”四個方面來評價的，不但注重個人的財富多寡，還把富豪及其企業在誠信納稅、員工福利、慈善捐贈等方面的“作為”綜合考量進去，評出“即富即仁”的中國內地富豪。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社會上贊譽、質疑、爭議之聲此起彼伏，本刊記者就此采

訪了國內幾位權威專家。

　　仲大軍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中心主任

　　利益與責任的平衡

　　從排行榜的評價體系可以看出，社會對富豪的評價標準發生了變化，這是好事，是社會認識進步的一個表現———從計算財富貢獻量轉變為社會貢獻量。

　　社會標準的轉變反映出國家發展階段從以效率至上、利潤至上轉向注重社會責任。前幾年我國籠罩在追求財富、效率的怪圈中，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單純的講利潤、講財富、講效率，忽視了企業的社會責任，使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大批低收入的群體消費能力有限，導致了

　　以制度促企業行使社會責任

　　當然，我國最重要的問題還不僅是企業家們的良心和責任心，更要在必要的社會制度上進行完善，譬如加強勞動者的權利問題，平衡勞資之間的權力問題。目前的中國，勞動工會組織很少發揮作用，勞動群體缺少結社權，很少有與雇主通過談判而討價還價的權力，勞資力量不平衡，這種制度狀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更好地行使社會責任。

　　稅收制度的改革沒有趕上經濟的改革，才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因此，建立合理的稅收制度也是均衡發展的重要保障。一部分富裕群體要通過稅收渠道將財富進行第二次國民再分配，只有進行這樣的國民收入調整，才能振興我國的內部需求，促進國內的消費增長，減少發展過程中社會階層之間拉大的差距。

　　完善制度，還包括要完善慈善捐贈制度，讓一些有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富豪有途徑可以回報社會。到目前為止，國家還沒有規范財富的消費行為的制度，一些品質不好的“問題”富豪無節制的揮霍金錢，參與賭博等，就往往會讓公眾認為富豪“為富不仁”，產生“仇富”心理。

　　陽光與否取決于社會狀況

　　要讓富豪的財富透明化，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富豪的“原罪”問題。“原罪”是否追究，要看“原罪”是在什么情況下發生的。在法制還不太規范的時候，富豪創業鉆了法律法制的空子，有些舊賬是無法翻的，可能會因無法可究就隨著這段歷史一塊過去了，畢竟歷史進步制度完善是需要一個過程。但是有些證據確鑿的舊賬永遠可查，不能因為時間過去了就算它過去，因為如果這樣就會讓一些惡人肆無忌憚。

　　企業能否陽光，取決于整個社會狀況。如果社會是一個倡導公平道德。樂于助人，反腐倡廉的一個大環境，就會給企業家一個鼓舞。企業納稅，政府官員不貪污，把稅收實實在在拿去干實事，也就幫企業家實行了社會責任。企業家受了鼓舞，就會發揮積極性因素。所以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其實是互相作用，互相監督互相比較的，如果政府官員們做得更好一些，在履行社會責任上帶好頭，企業家自然會模仿政府的行為。因此，在討論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呼吁政府關注自己的行為。保育均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

　　榜單引發“仇富”心理

　　胡潤、

　　我個人比較贊同《南方周末》的做法，它告訴了人們財富是怎么創造出來的，評比時除了有財產規定，還有經營狀況、勞資關系、誠信納稅，不但提出了指標，還有質量的要求。這種考核財富的方式，是一種比較科學的方式。它引導人們看到了財富后面的責任，如何創造財富的一個過程。符啟林暨南大學法學院院長

　　應立法鼓勵慈善捐款

　　這種評估不見得就科學，它用了復合的標準，衡量比較難，比如“公眾美譽度”這一項就像評“五講四美”一樣，比較抽象。很多企業家的原始積累不僅僅是靠勞動致富，中國有很多企業都是鉆了政策或法律的空白，有些是官商勾結，偷稅漏稅致富的。中國

　　對于慈善事業，外國的包括香港的富豪搞得多一點，中國的富豪捐款很多是為了沽名釣譽。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有相關的法律，做了公益事業，捐多少款，就可以減免多少稅收，而我國現在還未有這個立法，但是已經有了立法的導向。

　　采訪：記者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