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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寧
“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鄙厦孢@段話出自《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一書，著者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兩位金融學終身教授。
12月12日，吳敬璉教授在《財經》雜志2006年年會的演講中，因引用上面這段話作為演講結束語而“引火燒身”———有些網上時評家發起了一場對吳敬璉的“討伐”。
讀吳敬璉的演講我發現，他引用的那段話，是在只有硬著頭皮深化改革才有可能逐一化解當下突出社會矛盾的特定語境下說的。也就是說，只有繼續推進真正的市場化改革，才能破解不徹底、不到位的市場化改革所積累的種種矛盾和難題。離開了上述話語前提，割裂吳敬璉整篇演講的內在邏輯關系，單獨將“貧困群體與既得利益集團有可能結成反市場化聯盟”這段話取出來“批判”，多少有點兒“機會主義”傾向。
顯然，對吳敬璉所作的“討伐”表達仍然屬于公民表達。這樣的表達當然屬于表達者應有的公民權利。我的意思是，如果表達不到位，有可能為當下一股企圖否定市場化改革取向的社會思潮所利用。
依我的觀察，這股社會思潮從萌動到逐漸活躍，始于去年夏天的那場郎顧之爭，國資在改制中的巨量流失和誰對流失負責是最初的爭論點。爭論一路發展，貧富矛盾、效率與公平、經濟學家的“良心”、醫改教改成功與不成功等更多的社會焦點話題被相繼卷入其中。爭論本身并沒有錯，問題是爭論中所漸漸形成的一股否定市場化改革的思潮值得警惕。
上世紀最后10年，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始終在贊成與反對的思相沖撞中艱難推進，以至于有人將這段歷史速寫為“交鋒”，并著書記錄在案。人們應該看清，改革的本質是既有利益的再調整和對未來的利益格局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圍繞改革價值取向和對改革路徑選擇的爭論看似認識論和方法論之爭，背后則深藏著利益博弈。這樣的利益博弈將貫穿中國改革的始終。
人們還應該看到，歷史是講連貫性的，十六大之后3年多來，圍繞上文所列舉的具體改革得失之爭，其實只是社會各個層級、體制內部、體制外部、體制內外之間圍繞下一步改革究竟如何推進的思想交鋒的冰山一角。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27年間，爭論歸爭論、交鋒歸交鋒，改革始終在艱難前行。這一現象并不耐人尋味。只消分析不改革的成本和改革的成本，人們自會找到合理答案———“文革”結束，再不思改革的成本，就是國家最終“崩盤”。正是改革推進者對此的深深憂慮和清醒認知，改革才由體制內力量的率先推動而啟動。盡管后來的改革始終磕碰不斷，但終究勢不可擋。
為什么？最重要的一條：早期的改革使工農大眾這個主流社會群體受益，其他社會群體也跟進受益，它構成了改革的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后來的改革出現了種種問題，從最初的“一邊吃肉一邊罵娘”，逐漸發展并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的民眾染上“改革冷漠癥”，錯不在改革，而在改革的不配套和不協調。
也正因如此，不同時期都沒有人公開站出來全盤否定改革。其最根本的價值邏輯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民眾，普遍不愿意再回到那個只有一種聲音、政治上人人自危、連買盒火柴都得憑票的年代。
毋庸諱言，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改革引發的問題日甚一日。大的方面說，凡改革總要支付社會成本。而且，不同的改革階段，不同社會群體為改革所支付的成本是有差異的。然而，當改革成本的支付長期集中于占人口多數的社會階層時，改革的社會基礎和民意基礎就會出現傾斜，而將其突出表現加以“物化”，則集中體現為效率與公平失衡、貧富差距懸殊、各種社會矛盾逐漸激化并不斷生出新的變種。在改革本身遭受“誠信”拷問時，一切將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融為一體思考的人們，在認識論與方法論兩個層面要做的，不是否定改革本身，而是力主為改革糾偏，在輿論層面和實體層面各盡所能，啟動原本早該啟動的全面與配套的改革。
順著上述思路思考，相對于當下社會與改革相伴的各種尖銳矛盾，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并非簡單地回避根本矛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在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改革，使當下的突出矛盾在“三大改革”互相配套、互為倚重的條件下得已“辯證施治”。在這個過程中，由改革成本分攤不均所生發、所變異的各種突出社會矛盾才能得到逐一化解。
建立于上述認知，由長期積累所形成并在當下已成為下一步改革最大“障礙”的，不是改革缺陷本身，而是就如何消彌改革缺陷形成新的共識。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急需做的，不是讓經改的列車停下來等待政改和社改的列車趕上來，而是要在繼續保持經改列車一定行駛速率的同時，賦予政改和社改“加速度”。套用經濟學上那個樸素的“木桶理論”，政府和民間所要合力做的，不是鋸短那塊長板，而是趕緊補齊兩塊短板。同樣以經濟視角觀察之，僅政府現有的財力，足以應付補齊兩塊短板可能帶來的“利益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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