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圓桌會議二科技自主創新實錄

    2005年12月12日，《財經》雜志2006年會在北京舉行，主題為“預測與戰略”。新浪網提供獨家門戶網絡支持。以下為行業圓桌會議二：科技自主創新實錄。

    主持人：

    王以超(《財經》雜志高級記者)

　　嘉賓：

    曹淑敏(信息產業部電信研究院副院長)

　　段永基(四通集團董事長)

　　沈向軍(中國有線電視網絡有限公司總經理)

　　Ron E.SHULMAN(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曹淑敏：經過兩三年的努力和長時間的積累，現在，整個的TD-SCDMA形成了多廠家的產業鏈。特別值得驕傲的是，中國原本缺乏技術創新技術和在核心的元器件方面依賴進口的情況得到了改變。到現在，可以說形成了一個從核心芯片到終端系統的的產業鏈。可喜的是，TD-SCDMA取得重大的突破，在近期內可以實現產品商用。

　　在TD-SCDMA研發的過程中，形成了產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創新，正是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和國家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中強調的，TD-SCDMA進行了比較好的嘗試。我希望，在“十一五”和下一個階段里，在產學研結合情況下，在一些重大的領域，如“三網融合”等領域，中國會進一步實現自主創新。需要提醒的是，在創新的過程中，現在各種媒體的報道中比較注重原始創新，實際上，國家的文件上定義了三種創新。

　　以上是我給大家介紹的創新的積累，以及下一步創新的前景和趨勢。謝謝各位！

　　王以超：非常感謝曹女士的精彩發言。下一位的嘉賓是段永基先生，他現任四通集團董事長，中關村發展總裁。下面請段先生發言。

　　段永基：前不久我去美國，美國的一些國會議員說，中國的制造業很發達，已經搶了美國人的飯碗，你們的科技創新是下一個威脅。我說，用不著擔心，舉一個數字說明可以說明這個問題：韓國的GDP是中國的40%，韓國每年的科研經費占GDP的3%，中國每年的科研經費不到GDP的1%，就是說中國和韓國的支出，數量差不多。韓國在煉鋼、汽車、網絡、數字方面有很多世界級水平的技術、產品以及市場地位。中國還看不到一個，雖然錢數是差不多的。很多老百姓開玩笑說，交通局長貪污受賄多，但是還是有限的，科研費則是100%的貪污。這是開玩笑的話。實際上，中國在科研方面是很差的，主要是老百姓沒這個意識。政府花了這么多錢，產出的成果卻沒有，為什么不問責呢？

　　所以，我覺得中國創新的最大的瓶頸是制度性的——仍然由政府主導、投資、花錢。政府搞航天飛機可以，搞導彈也可以，但是，過去20年，民用技術完全用政府主導的模式創新，這樣就在體制上出現了問題。

　　科技創新是需要生態環境的，這個生態環境至少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產權制度的環境。經過幾年的努力，應該說在北京高技術開發區在這方面的建設是比較好的。但是，還有兩個不足，一個是知識產權保護的問題，第二個是科研機構的科技人員知識產權收益權的問題——中國有很多技術人員集中在大專院校里面。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個校辦產業處，他很好地處理了學校里面的教師發明權收益權的分割問題，收益權按投入的不同情況給個人，極大地激勵了學校的研究人員的積極性。

　　第二個是資本市場環境。就是大力支持投資，要害就是退出通道，自動進行柜臺交易。自動退出通道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我們還必須注意一個問題，中小企業的發展問題不是風險投資(Venture　Capital)所能完全覆蓋的。在美國硅谷，風險投資對科技創新企業提供的資本大概在20-25%，70%以上的資本是VC不能提供的。怎么辦？臺灣、日本，日本在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在50年代以前，都有一種金融機構叫開發型金融機構。現在，美國、日本都沒有這樣的機構了，臺灣還有。

　　有一個機構，給那些中小企業的股本性投資提供貸款，這是非常重要的。中國的商業銀行是不提供股本性融資的，所以，我們需要專門為中小企業提供股本融資的機構。我們現在沒有過這個階段，我們要注意不要按英美那套金融體制進行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要有三個用戶，一個是政府，一個是個人，一個是企業，現在的金融體制改革對政府做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惟獨是對企業的服務，特別是對中小企業的改革遠遠跟不上。

　　大家知道，在美國的政府機構里面最有錢的是誰？第一是國防部，每年幾百億美金。第二有錢的是誰？第二有錢的是中小企業局，每年有800億美金的預算左右——可能要大于這個數字——對中小企業提供股本性的融資和幫助。即使是這樣，資本市場的建設還不夠。

　　第三個是文化和法律環境。美國的文化環境是鼓勵冒險，中國人這方面文化氛圍不夠。另外一個是破產保護，特別是中小企業搞技術創新企業，當他們遇到困難、市場風險、金融風險的保護力度也不夠。

　　總的來講，我想，科技創新不是說中央發一個規定，全國開若干個大會，或者出臺一個政策就能完全解決的。科技創新，重在生態環境的建設，主要是文化和法律環境、產權資本環境的建設。謝謝！

　　王以超：謝謝段總的發言。下面請沈向軍先生發言。沈先生1999年9月調任廣電總局社會管理司副司長，2001年調中廣網絡傳輸副總經理，2005年7月起任中國有線電視網絡電視總經理。

　　沈向軍：謝謝主持人。今天是一個科技自主創新的一個圓桌會議。我想，在創新方面，實際上不只是一個科技自主創新的問題。我想結合現在開展的工作談一些想法。

　　創新對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來說，應該是它的靈魂，或者可以這樣說，從它誕生那天起到發展到任何程度都離不開的東西。如果結合現在正在開展的數字電視來說，對創新的體會應該更深。

　　首先，在數字電視或者叫有線電視或者整個的廣播電視產業里面，現在最難辦的問題是我們的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也就是說，中國在數字電視包括數字領域、信息領域產業領域的創新受制于人。

　　這里面有兩個問題，一是中國自主知識產權嚴重不足，我們幾乎所有的核心技術都要購買。小到DVD知識產權的官司，到現在開展數字電視的一些版權保護以及高清晰電視的標準，國內太缺了。第二，標準問題。媒體的朋友都知道，實際上中國的數字電視標準從開始制定到現在已經9年了，為什么還出不來？實際上，就是因為創新不足，生產和芯片技術核心技術嚴重缺失。這方面，我的體會是，自主知識產權是企業的生命，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生命線。

　　其次，由于我們的科技創新不足，或者叫核心技術研發不足，使得我們在整個的體系、產業體系的話語權缺失。中國搞數字電視、有線電視，最頭疼的就是這一點。實際上，與在座各位緊密相關的電信名詞，沒有一項是我們自己的。中國人幾乎失去了自主知識產權的話語權。微軟的比爾蓋茨說IPTV，我們所有的人就搞IPTV；別人又弄了一個MP3，我們所有的人又弄MP3。

　　現在，每一個新的概念都是由別人提出，使得我們已經沒有可能用自主的語言來說明，中國的產業或者我們國家的數字電視如何發展。這種情況，我們覺得非常非常惱火。同時，使得我們整個的法律語言嚴重缺失。大家深有體會的一點是，當我們去對新媒體進行管理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今天出來一個互動網絡電視，明天又出來一個手機電視，或者又出來一個其他的網絡電視，或者其他的概念。我們所有的法律體系的語言，政府出臺的規定語言是跟著別人的技術語言走。

　　實際上，直到今天，中國這么多的政府主管部門，這么龐大的產業，這么大的市場都在幫一些國際大廠商、大投資商掙錢。這方面，我們恰恰在沒有自己獨立的法律語言體系。這方面的創新，也是一個非常非常緊迫的事情。

　　第三，從媒體來講，整個的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可能是比其他的制造業或者其他的技術領域更緊迫的話題。整個的體制因素導致的結果是，不要說走上產業化了，就是走上轉型或者轉制都非常艱難。這不僅僅是一個市場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創新問題，而是存在整個的市場領域、經濟領域的問題。也就是說，經濟領域進步作用于上層建筑的同時，上層建筑反過來指導經濟領域進步的深層的問題。在體制、機制方面，我們要做的文章也很多。

　　第四，整個科技創新——或者叫做自主知識產權創新、研發——在產業的架構上呈支離破碎的狀態。我們幾乎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或者完整的日程表，或者工作的整套辦法來引導、指導我們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創新方面的路線。

　　政府在里面應該起什么作用？政府是主導，政府是孵化器，政府引導了創新。在這里，應當存在一個整體的創新、規劃和環境。這種機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還有幾個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就是研發與應用的問題、政府與企業的問題，同時，還有政府標準和企業標準的問題——政府定的標準和市場已用標準之間的銜接問題，這可能需要做很多的探索。簡而言之，對創新來說，不僅是一個自主科技創新的問題。我們面臨的課題，需要創新的方面應該是很多的。謝謝大家。

　　王以超：謝謝沈先生。請第四位發言人Ron E.Shulman先生發言。

　　Ron E.Shulman：我介紹一下我的背景和我做的工作：我來自加州。大家很了解硅谷，硅谷是美國技術創新的中心，在過去的25年到30年以來都是這樣，一直以來都很成功。實際上，是私人企業實現了這種成功。在那里，有3200多家公司，雇傭了大概200萬的人，絕大多數都在做一些尖端的技術。這些在硅谷的公司價值1萬億美元以上。

　　我是一位律師，我為那些硅谷的公司做事情。我們做高科技公司的法律代表——包括惠普和Google這樣的公司，從他們一誕生一直到現在，為他們提供一些法律的服務。我的專業是和技術創新直接相關的，我所做的就是知識產權方面的終端糾紛。我保護我的客戶的知識產權，主要是為他們進行一些法庭上的代理和辯護工作。

　　我對硅谷的技術有什么看法？我所做的工作就是保護這些公司發展出來的知識產權和創新技術。為什么這樣做呢？我想，知識產權是科技創新一個關鍵的內容，在當今世界上，起決定作用的尖端公司都是技術創新的公司，他們是這方面的尖端企業。如果企業沒有創新的技術的話，就生存不下去了。我們看看其他的企業，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的結論。所以，我們要幫助企業去進行創新。

　　還有，最重要的是提供一些經濟的鼓勵、獎勵措施，幫助企業去創新。

　　我們所做的是幫助私人企業去創新，所以幫助的主體是企業。在此過程中，對創新中最大的鼓勵是專利。專利使他們在一定的時間內，可以完全去控制自己的一項創新結果。

　　這樣做，如何能夠促使創新？如何幫助他們進行創新？原因有以下兩方面：

　　第一方面，這種創新以后專利權能獨享經濟收益權。如果你在社會方面能有創新的話，也有一定的獎勵。因為一旦有這樣的權利，公司就可以自由的行使自己創新的權利，也可以把自己的權利授權給其他的公司，得到一定的授權費用，這種經濟受益權也是創新的激勵。但是，授權人不能濫用授權，需要有一定的條件。這當然是經濟方面的激勵。

　　另外，跟創新相關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有這個專利就使得人們愿意進一步在未來進行創新。因為他們在進行創新以后，可以得到創新的專有的權利，這對他們來說是很重要的激勵。這也正是硅谷發展起來的動力，那里有很多的小企業就慢慢成長起來了。因此，這種創造和保護知識產權，可以說是成功的技術創新的核心，也是很多企業在硅谷不斷不斷發展的關鍵性的因素。

　　需要哪些資源才能促進這方面的增長呢？我剛才講到了，最重要的是私人部門自己進行創新。在中國，需要改變人們的想法、思維和行動方式才能促進創新，當然，政府也要發揮重要的作用。

　　第一，要創造保護知識產權的環境。只有政府才有授予專利的專有權利。我們知道，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都是這樣的。知識產權保護，就是要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使得那些進行創新的人能真正享受到專利的權利。

　　在過去的15年，加州企業中，有一半是國外的企業或者是合資的企業。申請專利的，一半以上不是美國的企業，這就是創新的國際化趨勢。這種專利提交得越來越多，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要保證所授予的專利是合適的，并且能夠確保專利保護的實現。同時，確保不會有人去濫用一個專利所涉及的技術。而且，授予專利的時候，也不應該去阻礙其他新的技術、新的創新的發展。

　　這就是美國面臨的問題，我相信，其他國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當然，很多情況下，專利局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機構來防止專利的發放不會影響創新。

　　在日本，在這方面有非常先進的機構。申請專利時，要進行這樣一個過程：如果要發放專利，先要進行公示，人們要看一看新出來的技術是否可以被授予專利，要提出一些意見，使得某些不合格的產品不能夠被授予專利。這個機制是成功的，可以篩掉一些不適合授予專利權的科技產品。這是一套非常有力的機制，可以防止濫用專利的做法，可以使得那些不好的專利，或者不值得獲得專利的情況不會出現。但是，美國現在還沒有這樣的體制。

　　我們再來看看專利可以在哪些得好處。自然，授權能夠得到一定的費用——就是一個公司向另外一個公司授權收取費用，有時候進行咨詢可以得到一定的回報。這對于一個企業創收來說，也是越來越重要的途徑。美國每年的專利費有幾十億美元。

　　有很多的小公司成為大公司，因為他們有自主的核心技術。這就是在過去美國的情況，他們對現有的技術慢慢的改進，然后達到了交叉的授權協議。它能夠把現有的得到改進也可以得到費用，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除了專利的擁有者擁有所有的權利，還要對知識產權進行很好的保護。如果不執行知識產權的保護法律，拿到專利權也沒用。誰來執法？只能由政府做，它有這樣做的權力和資源去執行保護知識產權。

　　要執行的話，是很不容易的，會有很大的挑戰。最大的挑戰是要有一種平衡，一方面是要專利人享有獨有的權利，另外一方面，光一個人有權利，另外一個人不在許可的情況下不能用這個權利，這就關系到社會的成本。

　　現在美國在處理這個案子：有一家小公司，它只有一樣資產——一項專利，除此之外，它不制造產品也不賣任何東西，它惟一做的是擁有專利，它惟一的業務是從惟一的專利那里掙錢。現在，它看上了eBay——現在是最成功的網上交易所，現在被告上法院了。這家公司說，eBay侵犯了它的專利權。所以，法院不允許eBay使用這種專利。如果不想關門的話，可以拿出一部分的錢賠給這家小企業做專利費。

　　這家小公司是對社會沒什么貢獻的小公司，它沒有實驗室，既也不生產也不銷售，它惟一的資產就是專利。而eBay從事的網上拍賣，為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價值。于是，就有人問，是不是這家小企業擁有排他的權利呢？這種疑問是說，有人濫用專利權的保護。這家小企業從市場因素的角度出發，也問，這個專利是政府給我們的，是不是eBay不給我們賠償或者是僅僅給我們一點賠償，就可以獲得專利的使用權呢？　　——這就意味著對市場的干預。很多公司會因此認為，即使侵犯了別人的知識產權，也不會受到懲罰。這個案子不好斷，結論也沒有出來。

　　因為時間有限，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王以超：下面是提問時間。

　　《南方周末》記者：我想問一個問題，剛剛段先生和沈先生都提到，科技創新在中國并不僅僅是科技創新的問題，而是包含著一系列的生態環境的問題。在中國，整體的生態環境都是很缺失的，不僅是創新的問題如此，包括整個的其他的中國大環境都是這樣，所謂的制度上的基礎設施是不健全甚至是空白的。很多人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面，政府主導的模式是很有效的。我想聽聽你們的看法。作為企業家，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們會怎么辦？

　　段永基：如果政府主導的模式是很有效的話，就不存在以前蘇聯為首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的問題了。人類經過了70年的實驗，證明政府主導的模式沒有效，所以才有改革開放。在國防、軍工領域，必須由政府主導，不主導不行。有效要看怎么算。因為那是國家不計成本的，如果所有的都這樣做，國家經濟是無法維系的。現在中國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改變政府主導的模式。

　　我個人認為，現在不是市場經濟，也不是計劃經濟，是一個轉軌經濟，政府的掌控資源還是很強有力的。也許，政府做一兩件事都能做成，但是，如果把它放大，整個經濟的發展都用這樣的模型，所有的都要政府主導，那就不行了。正確的方向，是減少政府對各種生產要素、土地資源、金融物資源包括電信資源的壟斷走市場化道路。謝謝。

　　沈向軍：剛才這位記者說的很好，實際上在中國的轉型期，創新是一個過程。在一個事情開始的時候，原來的資源、以權力為代表的資源是由政府掌控的。但是如果政府抓在手里不放，創新和改革就無從談起。一開始，由政府主導的創新或者改革，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但是，在這個過程的啟動階段，或者發展初期，如果脫離了政府主導，或者沒有政府的支持，這個改革創新也不會有成功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政府主導、培育市場，不斷完善環境，最后逐漸走向了以現代產權制度、企業制度為核心的企業為主體的創新的支持基礎。那個時候，可能政府的主導作用就變成了引導作用，政府的引導作用逐漸變為政府的支持作用了。這是一個過程，不能簡單的把它看成這個事情必須政府主導，那個事情必須不由政府主導。我覺得，看它階段性的特征，在不同的領域已經達到了不同的階段。剛才段總說，在很多的領域，可能永遠或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政府主導。從這個角度講，不是說企業有一定的自主權就可以自己發展，而是要在不同的過程中要根據不同情況來辦。

　　王以超：我提一個問題：這段時間國內有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就是IPTV的問題。技術創新肯定涉及到原來產業的管制結構以及格局的重新演繹，我想問一下曹院長和沈總，你們對IPTV怎么看？對廣電行業的沖擊會如何？

　　曹淑敏：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我覺得，現在整個的產業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那就是融合。這個融合體現在方方面面，有產業得融合，IPTV融合的是技術或者叫業務，是傳統的電信和廣播電視融合的方向。從用戶需求方面講，電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沒有任何一個技術可以與之相比。隨著電信技術的發展，它的網絡已經完全具備了傳統的廣播電視業務的能力。普及到老百姓，又有這個能力，只是監管政策的制約才使得這個業務受影響。

　　國外的發展情況也是一樣。很多國家為了順應融合的趨勢，監管機構和政府的機構也在發生變化。比如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一些國家，都在探討融合機構，比如電視、廣播電視原本都是不融合的機構，現在都在往融合方面發展，本身就是為了適應業務和融合創造條件。從中國來講，今年正在制定的《電信法》也是這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焦點就是“三網融合”。據我了解，不同的部門之間也存在著分歧，技術的大勢所趨不應該受人為的因素影響。至少目前看，希望在“十一五”期間，使“三網融合”成為技術業務發展的方向。

　　沈向軍：IPTV關鍵是你怎么看。如果把它看成是技術，如果你把IPTV整個的過程看是傳輸的過程和概念，如果把IPTV終端實現的媒體實現形態又是一種東西，在同樣的IPTV的概念里面，實際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念界定。讓微軟的人來說，他當它把Windows來說，當做一個軟件的來說；讓電信運營商來說，他把這個當成一個業務來說；如果在另外一個場合來說，可能會把它作為一個新媒體來說。關鍵是說這個話的時候，你把它當成什么看，最終形成的狀態是什么。

　　所以，現在才出現了所謂大家同一個概念由不同的媒體來說不同的人來說，不同的領域來說，會有不同的概念。IPTV本身和“三網融合”沒有關系，只是其中的一個業務，這是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就是說，你將來可以通過各種的通道來說問題會有不同的理解。簡單地說，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從一個媒體來看，只是一個手段或者是技術實現方式來看，就涉及到另外一個東西，定位一個新媒體的話，手機電視也好等等，本質上是媒體，既然是媒體就要符合媒體整個的審查以及法律標準。

　　這里并不是說哪個對或者哪個錯，而是在于你把它當成什么東西來做。如果把它本質上作為媒體來說，在中國目前的法制體系下，在中國的環境下，實際上就是法律語言的缺失。實際上我們的法律語言把技術語言悄悄的代替了，而中國的法律語言各方面的管理都有自己的法律體系，悄悄的被技術語言代替掉了。所以IPTV一出來，就說它怎么管，MP4如何管等。

　　在另外一個場合，我說，在這個領域，性質是什么，應該有固化的法律語言，和對這個事情定性的語言。比如剛有錄音帶的時候，鄧麗君出來了，查處。之后又有DVD什么的。在最初的時候，我們又走回了原來的路線，出來一個新的東西以后，錄音帶管理辦法等等，突然發現這樣弄下去，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快，而法律永遠的滯后。最后固化了一個詞，叫做音像制品管理條例。在網絡的概念里面，又出來了一個互聯網的管理辦法，又出來了一個IPTV管理辦法。這么羅列下去的話，會突然發現，任何一項法律體系把這些東西羅列完以后，沒有搭建出新的法律體系，卻把已有的法律體系給推翻了。我只是作為一個問題來提出來，希望大家一起思考。

　　曹淑敏：我想再補充一點。沈總說的對，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我們現在有一種叫法IP多媒體業務，IPTV是可以互動的，就是電信網給了用戶一個互動的，可以點播，根據節目的情況跟節目源互動，實現的內容已經發生了變化。它本身是一種融合業務，自然涉及到了分管。這里面可以分分類，比如廣播類業務，該什么部門管什么部門管。新興的業務是不是要界定一下？

　　王以超：謝謝曹院長和沈先生的發言。諸位還有什么問題？

　　《財經》雜志記者：有個問題請教一下段總，可以接著剛才的話題討論一下。段總在IT界做了很多年，非常勇于嘗試很多新的東西，第一個問題是：IPTV這個東西也涉及到政策的障礙，您敢不敢投。另外，中關村剛剛發了關于重組的公告，在重組以后您對公司的發展有什么新的計劃？

　　段永基：我和沈局長是同事。坐在我兩邊的正好是兩個主管部門的官員。我們已經有有線電視的傳輸了，IPTV目前還沒有想法，等政策明確了再做。

　　中關村的事情，過幾天會有一個詳細的披露。在此之前，證監會有規定，我不能透露。

　　提問：我問一下沈總，我們正巧是一家IPTV，是中國國際媒體廣播傳媒。今天的主題是預測，現在在中國的市場上，數字電視和我們的IPTV基本上是并行的，我想讓您預測一下數字電視的春天什么時候來臨？我知道數字電視在全國鋪開了，剛剛運行還是比較艱難的。我們IPTV運作更是艱難。請您預測一下這兩個技術他們的春天在什么時候？

　　沈向軍：你們這個叫什么臺？我不知道。是自封的還是什么？

　　回答：我們是中國批準的五個網絡電視臺的其中一個，各方面的證件都非常齊全。

　　沈向軍：我第一次聽說中國批了五家網絡電視臺，據我了解，一家都沒批過。而且我鄭重地跟你說，你所說的網絡電視臺不存在，而且沒有批準一家網絡電視臺。你可以拿政府的批文出來，如果你開新聞發布會，我可以給你糾偏。你剛才提到了網絡電視臺，據我了解，信息產業部沒有批過，廣電總局也沒有批過，沒有批過任何一家網絡電視臺。

　　數字電視和網絡電視本質上都是數字技術，只是傳送的方式不同而已，或者叫壓縮編碼不同而已。我們理解，多媒體是在一個畫面、一個界面上，既有文字、圖像、視頻等實現的方式是多媒體。至于實現方式，是另外一個方面。關于數字電視，我們用三個詞來表達：信心、決心、耐心第一——我們很有“信心”干好，第二，我們很有“決心”干好，第三，我們還有“耐心”。在這一點上，我相信網絡電視也同樣如此。現在還處在概念階段，大家都可以談。但是真正到用戶接受，完全形成整個的結構和完整的產業鏈的時候，都需要耐心。

　　提問：我的問題是問曹女士的：剛才您談到了TD-SCDMA很快就要商業化了，請您談一下技術方面存在的障礙是什么？

　　曹淑敏：現在已經有了相關的基礎設施，有相關的設備，至于芯片集終端，還有一些工作要做。芯片集這方面，功能是很好的，但是性能有待提高，這些手機還有終端，取決于芯片集。如果芯片集成熟了，終端很快可以實現商業化。在我看來，在明年上半年，手機設備是可以實現商業化的。謝謝。

　　王以超：我想問Ron E.Shulman先生，你剛才提到專利權的濫用問題，在不同國家不同經濟的發展階段對專利保護也有一定的區別，有一些專利保護制度在美國比較適合，在中國是不是有所區別？如何防止在中國的環境里面出現知識權過度保護？之前，近幾年，包括中國的華為向歐美出口比較多，就存在著潛在的糾紛，不知道您對中國的企業方面有什么建議？謝謝。

　　Ron E.Shulman：我不知道是不是完全理解您的問題了，我將盡量回答您的問題，希望我的回答對您有所幫助。

　　外國人到中國來，會不會有一個專利過度保護的情況出現呢？我想，一開始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多數的專利是由其他國家發放的，那些國家已經有固有的系統，還有他們對于專利的態度，這些制度的目的就是在于保護專利。但是，我認為，對于公司申請專利的能力，在中國是不應該有限制。在西歐、美國都是這樣的。

　　一些公司在中國執業，可能就要面臨這樣的現象：它的專利在中國沒有辦法全面的發揮和使用出來。我覺得，中國國內對于相關的政策也會有一定的辯論和討論。作為中國企業，也需要轉變觀念，產生自己自有的知識產權。即使沒有專有的核心技術，可能也需要有漸進式的改革和制度性的創新。

　　我想，可以從最基礎的方面做起，就像硅谷的小公司。在15到20年前，他們對IT技術都不是很了解，他們掌握的，都是很基礎的一些技術。我們做的工作，就是跑到公司內部幫助他們加強管理建立一定的制度：坐下來，跟那兒的人聊一聊，做一些專業的討論，問問他們的工程師上一周做了哪些工作，你們做的工作跟原來有沒有變化和創新，還要讓IT領域的人參加這樣的會議，了解問題。專利存在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你認為它可以給你賺錢，可以得到很多的投資，可以創造很多的價值。同時，專利也是一個保護性的措施，專利申請對于企業是一種保護方式。

　　我現在來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美國政府有一個叫做國際貿易委員會的機構，它是專門處理某一種類的案件。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在美國進口一樣東西，但是那樣東西是說侵犯了知識產權，就會把這個案件告到國際貿易委員會那里去。以往都是美國公司告外國公司，說外國公司出口到美國市場，侵犯了他們的知識產權。但是，近些年，大部分是外國公司告美國公司了，是說那些美國企業進口的產品，那些專利是屬于外國企業的，所以是美國企業侵犯了外國企業的知識產權。

　　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如何保護自己呢？我覺得，中國企業要擁有自己的知識產權——當然這需要有很長的時間；要有自己的專利，要有自己的秘密武器——知識產權就是秘密武器。與此同時，這些中國企業應該要認識當地的律師，獲得律師的幫助和建議，讓美國律師告訴你其中存在哪些風險。這樣，就不會自己魯魯莽莽地跑出去，發現被人告了，再請律師來捍衛你。日本的企業在上世紀80年代一直很注意保護自己，日本企業是非常強有力的，要求美國人尊重日本人企業的知識產權。所以，我覺得，中國企業首先要獲得自己的知識產權才行，或者，去收購其他人的知識產權獲得保護。

　　王以超：再次感謝四位嘉賓的發言。圓桌會議結束。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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