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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雜志，以及它承載的商業史
巴爾扎克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并預言了其滅亡，《中國企業家》恰好相反，在“企業家”群體還像野草那樣從寬厚堅硬的石縫中頑強冒頭的時候，這本雜志便不羞于自白：它有鮮明的企業家立場。
先有其名，再有其實�！吨袊髽I家》在推動計劃體制下的廠長、經理向真正的企業家轉型的歷史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丁偉
命名
“75”的字樣，在紐約時代-生活大廈閃亮了5個小時——這是《財富》雜志創刊75周年所采用的傳統的慶祝方式。
“20年”的歷史，在12月10日、11日北京中國大飯店排成一溜兒的《中國企業家》封面里貫穿——這是《中國企業家》雜志舉辦的2005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暨創刊20周年慶典。4年前，《中國企業家》創刊16周年的時候，就曾經把放大的200期封面林立在一起，宛如一道商界歷史長廊，蔚為壯觀。
就像很多企業在不經意間作出了改變歷史的決定、有些決策持續發酵的時間超過決策者的生命一樣，創刊于1930年美國大蕭條時代的《財富》的命名看起來正是這樣。創始人亨利·盧斯本人更喜歡“權力”(Power)，甚至“大亨”(Tycoon)，但他選了“財富”(Fortune)作為他即將創辦的雜志新生兒的名字。盧斯堅信，商業是時代的文化與特征，企業對于每個人生活都有一種決定性影響，故他要找出一群名副其實的企業家為榜樣，以此倡導“美國世紀”。最終，《財富》成了全球商業媒體的榜樣。
名正言順，中外皆然。反觀誕生于1985年改革年代的《中國企業家》，其命名過程沒有像《財富》那么濃重的美國式個人色彩，卻也大值回味。
1985年2月，《經濟日報》和中國廠長(經理)工作研究會(現在的中國企業聯合會前身)準備合辦一本雜志，會長葉沙找到當時的國家經委主任袁寶華，請他為雜志題寫刊名。是叫最初擬定的《中國廠長經理》，還是叫《中國企業家》？當時是有爭議的。1984年中國剛剛開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對企業管理者標準的稱呼是廠長、經理�！叭藗儗Α髽I家’這個名詞，還不太熟悉，甚至還心存疑慮，”《中國企業家》雜志首任社長張沛回憶，其時一個最突出的疑問就是“社會主義有企業家嗎？”
“一個刊名牽涉到我們國家對企業、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對企業家整體的看法。”(《中國企業家》現任主編牛文文語)關于中國有沒有企業家，袁寶華當時即認為，“有”，但不在國營企業，在鄉鎮企業，那時國營企業改革才剛剛起步，中國第一批企業家是從鄉鎮企業走出來的。據袁寶華說，最后還是一位中央領導拍板，可以叫《中國企業家》！
“中國企業家”，不是平空而起的一個名字。那時，中國實行開放路線已逾六年，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新生事物和“零的突破”不斷涌現，各路新鮮信息以每天更新的頻次沖洗著中國人的視覺與聽覺。
那是整個民族封閉已久的心靈得到極大解放的年代。許海峰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上打出了“零的突破”；大學生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經濟體制改革從1978年的農村過渡到了城市；步鑫生和馬勝利成為新聞人物；描寫改革者的小說《沉重的翅膀》和《燕趙悲歌》暢銷；“魯張柳倪牟禹”等后來叱咤風云的企業巨頭開始了創業步伐，在社會的主流視線之外、在破敗的車間與小樓里，海爾、聯想今天被中國民眾耳熟能詳的品牌悄然誕生；1985年，美國《時代》雜志把鄧小平評為年度風云人物，《財富》把他選進杰出名人錄，美國著名記者、后來寫《長征的故事》的索爾茲伯里為此給《財富》寫了一篇短文，標題是“中國的首席行政負責人”。
凡此種種，回頭來看，《中國企業家》雜志問世的年代毫不平庸。
經過幾個月的籌備，1985年5月，《中國企業家》創刊號推出。定價0.72元、內容61頁(當年走紅的社科類雜志《讀書》1.50元、160頁)。讀者對象：各類工商企業負責人和管理人員，經濟理論界人士，管理教育培訓部門，海外關心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各界人士。定位：廠長經理的知己、企業家的學習園地、知識顧問、開放窗口和知心朋友。一切均有濃厚的時代氣息：創刊號封面人物是首鋼黨委書記周冠五和他的同事；“人物訪談”欄目里提倡企業要有“女排精神”；“每月評論”號召企業家要爭當“有理想、懂業務、勇于改革的企業家”；報道了大邱莊的四次改革；介紹了海外知名企業家王永慶、李嘉誠、默多克；“新書架”欄目里推薦了美國同期的暢銷書《尋求優勢》——事實上，10多年后，這本被重新譯名為《追求卓越》的管理書，經中國新興的出版商包裝、推廣后才在中國商界找到了暢銷的感覺(顯然，二十年前的中國商人普遍不如今天這么愛讀書和會讀書)。
可以說，在當時市場經濟空氣在中國社會尚相當稀薄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家》介紹和提倡的這些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知識、企業家精神和理念，在80年代的媒體界顯得相當獨特，甚至有點前衛與先鋒。
巴爾扎克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并預言了其滅亡，《中國企業家》恰好相反，在“企業家”群體還像野草那樣從寬厚堅硬的石縫中頑強冒頭的時候，這本雜志便不羞于自白：它有鮮明的企業家立場。
在創刊號的《代發刊詞》中，袁寶華寫道：“大多數企業仍然在變化之中，成效還不明顯。有的處境還比較困難，基本上沒有活起來。這里的關鍵，我認為還是缺乏真正懂得經營戰略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有作為的人才去領導企業。廠長、經理的素質不高，已經成為阻礙企業騰飛的一個重要原因�！吨袊髽I家》雜志正是適應這種形勢發展的需要而創辦的。”
“《中國企業家》一降生，就與當時尚不存在的、或潛在的企業家群體結下了不解之緣�！爆F任社長劉東華曾這樣追溯“一本雜志與一個階層”提法的由來，“中國企業家是先有其名，漸有其實，《中國企業家》不但肩負了服務經營管理者，推動計劃體制下的廠長、經理向真正的企業家轉型的歷史使命，而且在‘正其名’的過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國企業家》20年歷史，將近一半的時間是在劉東華領導開創的“第二次創業”中跋涉。劉東華受命危難之際，在這本雜志一度元氣盡失、難以為繼的1996年調任《中國企業家》主編、法人代表，后任社長。如果說《中國企業家》早期即在社會上點燃過為企業家鼓與呼的火種，那么劉東華是后來把這火種重新撥亮、放大的關鍵人物。
此君激情過人，擅長高屋建瓴，有演講天分，常以自成體系的邏輯和語境氣貫長虹將聽眾征服。他到任后，鮮明提出“國力的較量在于企業，企業的較量在于企業家”、“百萬富翁的財富屬于自己，億萬富翁的財富屬于社會”、“真正的企業家都是自愿為社會驅使的驢子”等生動形象而又簡潔的口號，刻意推動全社會營造理解企業家、尊重企業家、關愛企業家的氛圍，而給不少企業家留下深刻印象。如今的《中國企業家》記者在采訪某些企業家時，時常發現他們對劉東華從1996年開始寫了八年的“寫在卷首”印象深刻，有位知名企業家甚至當著記者掏出了他的筆記本——上面記錄了《中國企業家》卷首語的一些句子——喃喃念道：“沒有哪個成功的企業家，心上不是結滿了繭子……”
二十載歲月，《中國企業家》持續跟蹤了企業家在中國的出現、勃興、沉浮和主流化進程，幾乎是中國惟一對這一進程進行完整記錄的媒體。編輯部里里外外許多故事鮮為人知亦不復為人道，人們看得到的是，這本雜志搭建了一個上至民企重型化下至健康過勞死、外至拉美化危機內至企業家心靈的平臺，正所謂“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生意，媒體追逐者眾；生活，關懷者少而淺。若干年來，《中國企業家》通過《財富婚約》、《企業家遭遇暴力》、《平衡的危機》、《懷念均瑤》等一系列生活話題的報道，對商人生活及精神世界的體察與關照愈加深入。)
從1985年5月創刊號的封面人物周冠五，到1998年10月的牟其中，從1988年6月報道首獲全國優秀企業家稱號的20名企業家，到2005年12月第三年度推出“最具影響力的25位企業領袖”排行，從研究史玉柱的“失敗”，到感受李書福的“生死”，從尋找“中國摩根”，到走進海爾的“霧中行走”……《中國企業家》以對企業家群體和企業家精神的聚焦，見證了20年的中國商業史。
一部《中國企業家》的歷史，就是一部企業家參與強國富民的歷史，是豪氣叢生迎風破浪的歷史、也是時而低徊、困惑盤繞的歷史。自八九十年代緩慢積蓄能量后，21世紀初頭幾年，企業家群體的影響力、被認可度在社會結構中有了一個較快的提升，人們開始普遍認同企業家階層概念，但2004年開始吹起別樣的風。這一年由郎咸平發起的質疑MBO旋風在社會上帶出一股對企業家、創富階層普遍不信任的情緒，懷疑改制、乃至“仇富”。這類情緒甚至輻射到了素以“企業家立場”自謂的《中國企業家》身上�！捌髽I家的狗腿子”等難聽說法直接刺激著《中國企業家》編輯記者的耳膜——其實從劉東華到雜志社二次創業以來，《中國企業家》以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保證了采編和經營的嚴格分開，保證了“絕不拿原則和操守作交易”的特立獨行，也保證了這一小群追逐夢想的媒體人足夠的職業尊嚴與驕傲。而且所謂的“企業家立場”并不是單個企業家立場，而是從商業進步、民族復興的層面上為中華大地上的創業精神、為整個企業家群體的興起鼓與呼。但是，喧騰的輿論很難以更沉靜的眼光去打量這家媒體。
為了解開編輯部內部有些年輕記者心中的困擾，主編牛文文在2005年1月給所有采編人員寫了一封題為《學習〈福布斯〉好榜樣》的信，引用海外媒體最近對《福布斯》雜志報道里的一句話，“美國市場對于最近的企業丑聞顯示了極大的憤怒。盡管如此，《福布斯》雜志在其500萬讀者面前仍然扮演著商業社會拉拉隊隊長的角色�！�
他在信里這樣寫道：“不要為我們的企業家立場而不好意思。在中國最終成為成熟商業社會之前，提倡和推進中國式商業文明，強調商業和商人話語權，仍然是《中國企業家》的使命。我們的同仁沒必要因此覺得有愧于媒體人公正天職。對外代表整體商業階層，批評反商業觀念與力量；對內代表商業階層中的先進人物與理念，批評落后及可能導致失敗的商業邏輯——這才應該是我們這樣定位的媒體人的公正觀。”
1988年7月，當期《中國企業家》第一篇文章有這樣的句子：
“1978年殘冬，中華大地上開始出現了一個個新的‘幽靈’，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議與忌妒，有人總想趕跑他們，他們反而越聚越眾，表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這些20世紀80年代東方的‘幽靈’，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出現的新型企業家，他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英雄人物……廠長是要耗盡一個人全部心血的職業，他們給祖國帶來一片新綠，是帶著繩索的舞蹈家……”
下一個十年，2015年，將發生何等奇跡？這一群“幽靈”，會繼續創造什么神話？
回顧歷史，《光榮與夢想》(記述了美國大半個20世紀歷史的作品)的結尾引用了菲茨杰拉德的小說的結尾：“所以我們掉轉船頭，逆時代潮流而行，不間歇地向過去駛去�！�
梟雄沉�。簶s與辱的編年史
登上《中國企業家》雜志封面是件光榮但也摻雜著危險的事情。在2003年11期封面文章《災禍的征兆》中，在“銀行發難、現金流斷裂、關聯交易頻繁”等多項征兆后，《中國企業家》編輯部以不無自嘲的口氣列出了第十項征兆：“登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榜和《中國企業家》雜志的封面”。
文章說，“你可以把這最后一個征兆當作一個黑色幽默……《福布斯》中國富豪榜散發著最濃烈的財富氣息的同時，卻因某些富豪剛剛登上該榜，便接連“出事”、遽然跌倒和消失，而被視作不祥之榜(有人戲稱為“殺豬榜”)。仰融、楊斌、李海倉、周正毅等等，均是從榜上滑墜下來的明星“富豪”。而《中國企業家》雜志自數年前作“研究失敗”系列的封面報道開始，出現在封面上的企業家往往后來果然陷入失敗泥潭，計有牟其中、胡志標、宋朝弟、仰融等人�！边@是2003年的文章了，“不幸”的是，此條征兆在這兩年里依然管用，在2004年、2005年，又有宋如華、陳久霖、顧雛軍等人陷入這條“黑貓定律”中。
硬要追究其原因，大概一方面是《中國企業家》炮制封面故事的背景正是這些企業已有風吹草動之聲——實回頭細看《中國企業家》寫這些后來的落敗英雄的故事，其間并非一味吹捧、頌揚，倒是時常認為其前景含有相當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另一個原因，這條令人啞然失笑的“規律”折射了中國商界在轉型年代少年心氣、體虛氣躁的實情�！吨袊髽I家》編輯部亦常以此鞭策與提醒各位同仁：各位編輯記者，你們所面對的、要研究的是一群高風險人群，他們的事業具有極大不確定性與不透明性，切記不能沉醉于企業家本人在彼時彼地的一番講演而為某一家企業編織華美衣裳，要知道，天堂與地獄只在轉瞬間便會換了圖景。
千古風流人物，浪花淘盡英雄�！吨袊髽I家》對企業家群體如影隨形20年，不經意間，已看盡好幾代梟雄。
梟雄者，亂世英雄也。在諸多富豪中，沒有比1995年排名《福布斯》榜第四、身價3億元的牟其中更像一個時代梟雄了。這位媒體明星成就了一些媒體神話。記者凌志軍的《變化》一書提到，“90年代初是全中國企業家都無所適從的日子，除了點子大王，牟其中其人其事是中國最引人入勝的故事，報刊記者賦予他很多光環……”
在《福布斯》之前，1994年，香港《財富》總編輯關山就采訪了牟其中，并把他放在8月號的雜志封面上，號稱“中國大陸超級富豪之首牟其中”，“大陸首富”的說法就此叫開。
待到1997年，梁曉聲出了一本《1997，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把老牟和東北大騙子王金彪相提并論，9月全國城鄉書攤上赫然出現一本《大陸首騙牟其中》，10月《南方周末》頭版發表《牟其中：首富還是首騙？》，老牟已經四面楚歌。1998年10月，《中國企業家》刊登封面文章《牟其中：還能走多遠？》，此時已從《經濟日報》派往該雜志社“二次創業”的劉東華，帶著記者在北京潭柘寺采訪了牟其中一整天，那幾年老牟經常在潭柘寺、戒臺寺、妙峰山、百花山“悟道”——后來《中國企業家》編輯部到潭柘寺開內部會議，此事被當作“社史”再次提及。以“空手道”和滔滔宏論著稱于世的牟其中居然在采訪結束時說：“以后不想說什么東西了，再說就臉紅了�！眱蓚�月后，他想再說什么也不方便了。
那是一個企業家的多事之秋。1999年1月7日，武漢警方把口袋里只有500元錢的老牟帶走了。9日，“中國煙王”褚時健在昆明被判處無期徒刑，國企領導人的“59歲現象”后來因而被媒體廣泛討論。1999年11月，牟其中被提起公訴——此前10月，大邱莊的禹作敏在天津去世；當時的《中國青年報》發表《牟其中：梟雄企業家的終結？》，算是給經歷政治及經濟轉型期的企業家們做了一個小小的總結。而在12月的《中國企業家》上，80年代就采訪過牟其中的《經濟日報》記者王青寫了一篇15年追蹤牟其中沉浮記。
2004年，牟其中已入獄四年——這期間他不斷有“獄中來信”傳給《中國企業家》。在《中國企業家》“往事”欄目對冼篤信、褚時健等“昔日企業家尋訪”中，老牟通過書面答復稱，“我還在路上。”
老牟至今仍是一個有高度爭議性的商業人物，他的入獄雖可謂商界一個標志性事件，但他并沒有終結梟雄式企業家的歷史。沉舟側畔千帆過，而那些在江面上匆匆駛過的大小船只，誰知道它們又會迎頭撞上什么明石暗礁？二十年來，無數大小創富者迅速崛起，又迅速殞落，《中國企業家》目睹了他們中很多人拋物線式的過程。
仰融欲以資本手段打通汽車產業鏈，曾對《中國企業家》前后數次滔滔不絕數個小時傾訴他的產業大夢，不料卻敗于產權之爭；2001年5月，唐萬新出乎很多人意料地出席了《中國企業家》參與主辦的“上市公司管理論壇”，一上來便說中國上市公司老總具備全球企業所不具備的很好條件，就是不管你是非常好還是非常糟糕的企業家，都能從資本市場上拿到錢，所以他要利用資本市場來做產業重組，彼時的他哪會想到三年后德隆帝國傾塌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它長期沉溺于便利地從資本市場拿錢的壞習慣；陳久霖曾豪氣干云要在海外買下一個石油帝國，但僅僅幾個月后便崩潰在國際炒家的辣手之下，而此時的他仍念念不忘他曾有的藍圖，喟嘆如果上天再多給他一點時間……
曾有評價稱《中國企業家》為“中國企業家榮辱成敗的編年史”、“中國式的哈佛案例”，在20年高高堆積起來的雜志里，夾藏與壓縮了多少梟雄的夢想、算計、嘆息與悄然離去的背影？而如果只是簡單的目睹、見證、記錄，《中國企業家》如何超越先后崛起的各大小商業類媒體？
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陸小華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做雜志，最難的不是收集素材、發現思想，也不是招人、找錢，最難的是通過一群以某種方式組合起來的人，通過一定的磨合，形成一整套判斷標準、判斷方式、判斷規范。有了這樣的一整套判斷標準、判斷方式、判斷規范，這本雜志就可以保持競爭力……《財富》雜志的一個很重要的創造，就是財富500強……《財富》雜志這幾十年來，牢牢地把評價標準和評價方式的解釋權、創新權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所以，《財富》雜志最大的貢獻就是創立了一種評價企業的方式。在此之前，人們很難說清全世界哪家企業實力最雄厚。而有了《財富》的評價，不管它是否精確、得當，都可以讓人們有一種比較，這是《財富》雜志的最重要的財富�！�
《中國企業家》當然也想擁有自己“最重要的財富”，《中國企業家》當然也想在自己的平臺上建立對沉浮不定的企業明星的評價體系。成功的媒體各有個性，但大體規律有跡可循。1982年，靠著發行人馬爾克姆·福布斯力排眾議推出的一份“全美400首富排行榜”，老牌商業雜志《福布斯》(比《財富》還早創立13年)一舉走出了不景氣的泥潭，再度成為美國頂峰級的商業類雜志�！陡２妓埂犯缓腊裼纱顺蔀榱恕陡２妓埂返臉酥竞推放啤＿@個故事讓中國的傳媒人心生向往，總琢磨著怎么整出個“中國版本”來。
但中國的富豪榜最終被英國小伙子胡潤先做了。這位年輕的會計師，與前輩們如16世紀的傳教士利瑪竇、編撰《劍橋中國史》的費正清、寫《中國古代房內考》的高佩羅、翻譯中國文學的馬悅然等一脈相承，做著中西文化交融的事兒。1999年，他以一份粗糙的“中國最富50人”排行榜，重新審視了改革開放20年后的財富中國。
但就富豪榜的反響而言，胡潤并不怎么受中國企業家及媒體同行的待見。1995年，《福布斯》與香港《資本家》合作，首次把17個民營巨頭(前五名為：劉永好、張宏偉、冼篤信、牟其中、張果喜)列入“1994年全球富豪龍虎榜”時，還一片“喝彩”(當年《文匯報》的評論標題)，被認為是“外人眼中民營經濟發展的最好寫照”。而1999年胡潤弄“中國50富豪榜”，幾乎求助無門。那時的他遠不是今天媒體追逐的紅人，也不像今天這般了解中國財富層。對他來說，掌握信息一個比較便捷的渠道是中國本土商業媒體。為此，他向一些企業家作了一個小調查：你經常閱讀的報紙和雜志分別是什么？他得到的答案是《南方周末》、《中國企業家》。由此，2000年秋天，他走進了剛搬進中國五礦大廈的中國企業家雜志社，尋求和《中國企業家》的合作。于是，12月出版的《中國企業家》是首家發布該榜的雜志媒體，當期《中國企業家》足足用了14頁來刊登并解讀這份50人名單，還配發了一張劉東華和胡潤談話的照片。以胡潤的富人榜為由頭，雜志主編牛文文在他同一期的“觀察家”欄目里用了一個通俗的說法：“鄉親們的眼神不對了”。他分析中國富人與其他轉型國家“攫財大亨”的不同，擔憂“如果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不能盡快形成一種積極健康的財富觀”，現有中國的這些財富形態可能“異化”，他期待在鄉親們的眼神里，中國富人的面孔能慢慢地“好”起來——后來媒體普遍的說法是呼喚更多“陽光下的財富”。
看起來，《中國企業家》很捧《福布斯》與胡潤的場，而暗地里，《中國企業家》在面會胡潤之前，已在琢磨怎么建立本刊對財富人群、領袖企業的評價方式�！敦敻弧酚�500強，《福布斯》有富人榜，《中國企業家》有什么？
在那一期對福布斯富人榜的解讀文章的末尾，《中國企業家》不避諱地指出：“國內每家有影響的財經媒體與企業家的關系、對企業家的了解都遠比胡潤的調查組更深更廣，由國內媒體對中國富豪排名也肯定會得到更大的認同度。而中國媒體要擔負起這一責任，有賴于媒體的產業化和整個行業的規范化�！�
誠哉斯言。早在1999年5月份《中國企業家》卷首語中，劉東華便以設問的口氣問道“我們為什么不搞排行？”他的回答是：“科學、公正地為中國企業排行，是需要主客觀條件、需要很高資格的�！薄吨袊髽I家》眼下的種種努力，“都是為了換取一份信任，贏得一種資格。”
這是一個蓄勢的過程。就在和胡潤合作幾個月后，2001年年初，創刊15年、“二次創業”5年后，《中國企業家》推出了它的第一份排行榜“未來之星——國最具成長性的21家新興企業”。這份發表在2001年3月份雜志上的榜單，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對中國企業界建立自己的評價體系的結晶。有意思的是，《中國企業家》的這個“第一次”，回避了對它熟悉的中國大企業和大企業家的評價與排行，而是著眼于中小企業領域，定位為“尋找中國企業界的鯊魚苗”。這既可解釋為《中國企業家》從那時起走出對大佬企業、明星企業的小圈子關注，開始關注商界的新面孔、關注報道對象的未來性、成長性，也可理解為《中國企業家》在排行問題上再次選擇了慎重。
第一份“未來之星”榜單推出時，《中國企業家》尚未建立起自己專門的調查研究部門，此后，專司調研、排行之職的調研部成立。又過了兩年，在調研方面逐漸積累起操作能力的《中國企業家》終于推出了面向中國領袖級企業家的排行——“25位最具影響力的企業領袖”。自2003年開始，它和“未來之星”排行，分別于每年年終和年初在《中國企業家》上發布，成為《中國企業家》標志性的排行榜，也是當今中國商業媒體界頗具影響力與競爭力、每次發布均引起業界矚目的排行榜。此外，調研部還不定期制作、發布各類規模較小的調查與排行。
除了以新聞報道方式見證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浮沉，《中國企業家》找到了觀察商界變遷的另一只眼睛。
步步轉型
牟其中說了很多名言，其中一句既大膽又形象：
“歷史上有一個時刻——我說的是50年代初公私合營，國家剝奪資本家，很短時間里資產發生由‘榮毅仁’口袋向國家口袋的運動；那么，就可能對稱地存在著一個反向運動，發生資產迅速由國家口袋向‘榮毅仁’口袋的運動。”
熟悉25年改革開放的人們都知道，這個“運動”的確發生了，但不是對稱的，而是呈螺旋式上升。2005年10月，榮毅仁逝世，他1993年當選國家副主席，成了一種象征，在該年“兩會”上，劉永好、張宏偉等50多位民營企業家成為政協委員，“榮毅仁”的崛起完成了一個輪回。從之前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1988年把“私營經濟”寫進憲法，到之后的2002年“十六大”把“三個代表”寫進憲法，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中國企業家階層已經成為中國受到一定尊重的主流人群。
《中國企業家》的口號也在發生變化。從二次創業之初“一本可能改變你命運的雜志”、“一本可能影響你命運的雜志”到后來“牽掛企業家命運”，再到“一個媒體與一個階層”、“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中國企業家》不斷微調和校準它投向這個人群的焦距與視角。
“牽掛企業家命運”這句標語第一次出現在雜志上是在2000第8期，那一期封面是《哀兵艾欣》，看著艾欣那張無奈的愁容，你或許對“牽掛”主題還能會心一笑。但隨著2001年年底中國入世等諸項經濟大事次第推進，僅僅數年間，企業家已不復是昔日那個弱勢、邊緣群體，“牽掛”一說未免變得“牽強”。從2002年第5期始，“一個階層的生意與生活”正式替代了“牽掛企業家命運”的標語，打在了雜志封面上。
但要轉型的豈止一句口號而已，或者說，改變一句口號不難，而把新口號落實到流水線般的編輯工作中、落實到不間斷出版的每本雜志里，就不那么容易了。
先來回望一下《中國企業家》“二次創業”崛起的媒體年代。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市場經濟迎來一輪高潮，隨之經濟類報刊(那時還很少稱它們為“財經媒體”)亦開始顯現新的生機�！督洕請蟆穬蓚�月發表了20多篇有關市場經濟的文章；從《經濟日報》退下來的丁望創辦了《中華工商時報》，開辟了現代財經報紙的先河；王安、方向明在《中國青年報》的“經濟藍訊”�？言搱笠婇L于社會方面的深度報道轉向了經濟領域……1995年-1998年，是一些新生代經濟類報刊集中創辦、崛起的年份，無論是《中國經營報》開始以市場化方式運作經濟類報紙，還是《經濟學消息報》策劃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大追尋”，或者《中國改革報》連載《交鋒》，均可謂創新之舉。一些執著新聞人“生命不息，辦報不止”。京城一群知名媒體人于1995年復刊了《三聯生活周刊》，經濟領域的名筆方向明在一年24個封面故事里寫了11個；1998年，胡舒立(1997年她還給《中國企業家》寫了“走馬香港金融中心”等系列專欄文章)做了《資本市場月刊》之后創辦了現在中國頗具知名度的財經類雜志《財經》……
《中國企業家》也是在這段時期復蘇的。自劉東華于1996年年中調任雜志社任主編以來，《中國企業家》在相當短時間內煥然一新。《羊城晚報》記者劉勇在他的《媒體中國》中寫道，“劉東華竟然在一年之內令這本掛在《經濟日報》旗下許多年、算不上新銳刊物的《中國企業家》打理得名聲大噪。據稱，《中國企業家》遠學美國《財富》的辦刊思路，因而生產出一批批有關國內知名企業家的獨家報道，贏得了大量企業家和經營管理者的支持，刊物發行量及經營收入十倍于以前。”
可以說，《中國企業家》在90年代后期的崛起，一個很重要的拳頭產品就是“研究失敗”系列，那是《中國企業家》歷史上不可磨滅的經典。那兩年正值一批在市場上初顯崢嶸的民營企業在暴富之后又體驗到速衰，在劉東華的策劃、支持與鼓勵下，方向明為《中國企業家》主筆了巨人、沈陽飛龍、三株等報道，開了國內媒體“研究失敗”之先河，這些報道不但相對深入、透徹地解剖了企業的運營管理，而且是建筑在對企業家階層的深刻理解之上，因而喚起了讀者的極強共鳴。
但是，“研究失敗”系列完成、“牽掛”主題唱盡，《中國企業家》又該尋找什么新曲？
1999年牛文文出任主編之后，《中國企業家》陸續以封面報道或特別策劃的形式關注了“企業交接班”話題(《國企進入換班高峰？》、《鄉企四少：子承父業的誘惑》等)、產權話題(《四通產權：孵蛋十年終破殼》、《元老難題》、《周厚�。阂觥百Y本家”》、《分享春蘭》等)、企業轉型話題(《科龍革命》、《方正：領先的脆弱》等)……
這些選題的操作好像帶著《中國企業家》從強大但單一的主題反復演奏走向更加豐富的多元奏鳴�！吨袊髽I家》對企業研究和關注的視角走向更加“術”、更富操作的層次。而這本媒體的基本價值觀與立場依然穩如磐石。
跨世紀之交，中國商業、財經媒體界興起某種不曾明言、但心照不宣的“扒糞運動”，以《財經》的《基金黑幕》為旗幟、為向導，后興媒體的各種揭黑報道不絕于眼，只是恐怕多數并沒有《基金黑幕》做得那么地道。一時之間，商業丑聞報道成為市場最火的賣點，顧不上其中摻雜不少聽風是雨、甚至與事實全然相違的成分。
“同樣一個問題，有人在研究腐敗，但我們則研究失敗�！迸Ｎ奈脑鴮ν饷餮浴＿@位曾連續兩屆獲三項中國新聞獎的主編指出，“中國是一個缺乏企業家文化、缺乏商業文化的國家，也是缺乏連續商業史的國家，”他說，“中國財經媒體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成熟、系統、連續的商業觀和財經觀，勇于評判、揭黑幕，疏于思考、學習……你要真實地了解一個企業家，起碼要讓他談，我不贊成只憑報表判斷企業。即便你發現一個人觸犯了法律，你還需要他的口供。所以一定要見到面，要有原始的‘證詞’。”對內，《中國企業家》編輯部在培訓記者時，要求他們采用“平心靜氣的講述方式”，既要有對人性的關懷，亦要加強商業分析工具的使用，而前提是，不對企業施以道德或法律上的審判，不能刻意站在企業的對立面去“炒作”一些負面話題，優秀的商業報道必是冷靜務實、切中肯綮的。
這樣的立場與方法論使《中國企業家》有著獨特的商業史及人性視角，也形成了其與企業家之間“朋友、敵人和老師的混合關系”(牛文文語)。敵人？——牛文文解釋，“我們站在企業家立場上，也是站在整個國家、商業、經濟發展的歷史立場上……(有些企業家)像痛苦萬分，希望我們不要刊登對他的采訪，但我們認為對群體有益就要報道，哪怕得罪個別人�！薄吨袊髽I家》也曾就不少報道的媒體立場與企業有過交鋒，“令當事方或被報道方感到很難受”，但長遠來看，不以一事一文取利的媒體，終究還是會取得絕大多數企業的尊敬。
和其他商業媒體相比，《中國企業家》更獨到、深刻的功力在于，在變革順流與逆流的交匯中致力推動企業邏輯與政府邏輯的對接、企業家邏輯與大眾邏輯的對接。雜志持續關注民營企業的外部生存環境，比如2003年7月的查稅風暴，在輿論環境一邊倒地譴責企業家為富不仁、偷逃稅款之時，《中國企業家》在大量采訪基礎上策劃了“稅之惑”專題，指出，政府在稅制制訂及執行不力上難辭其咎；比如民營企業的“國民待遇”問題，2001年11月，國家經貿委發布第六批汽車生產《公告》，吉利名列其中，這距離該刊10月號封面——《生死李書�！�，剛好一個月，事實上，《中國企業家》是最早關注李書福造車的媒體，在他造車之初便替他發出呼吁之聲“請國家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比如從央行“121號”文件到國務院“18號”文件，《中國企業家》尤其注重反映房地產商意見，提出政策的制訂與出臺不可不體察產業中堅的聲音；在2004年的宏觀調控后，《中國企業家》記者以細膩的手法記述了幾家代表性民營企業如何渡過“這一輪”的全過程；而近年來在關注政商環境方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2004年1月份的封面文章《拉美化之憂》，若干位本土產業領袖在《中國企業家》的平臺上發表了他們對政府的產業政策、乃至對外開放政策劍走偏鋒的憂思……
巨變中隱藏著不安，突破意味著博弈。盡管《變化》一書中對中國之巨變有如此總結： “我們的國家在這些年里向前走了很長一段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政府放棄了97%的商品定價權，至少一千多個項目的行政審批權，取消了1965項農民稅費，關閉了55500家國有工廠，同時還有幾倍數量的私營企業開張了。私營企業主不用擔心被整得傾家蕩產，還成了社會主義事業的組成部分，甚至還有機會加入共產黨……”但中國的企業家們仍然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這種令人生畏的變化不僅僅局限于產品、技術和資本，”法國作家皮薩爾在《中國與世界》中寫道，“中國目前還正在經歷著社會、政治和文化變革。”
事涉類似話題，每月一期(雖然自2004年10月份后改為半月一期)、100多頁的平面媒體形式已很難充分、恰當地承載更多、更深的討論。
可以說，《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的“會”就是在這些話題的驅使下從無到有、越做越大。盡管今天中國企業家雜志社會議部已是雜志經營平臺的重要陣地，但是會議的催生劑絕不僅僅是媒體經營與利益需求，而是在這樣一個平臺上，許多人的確有話要說、要交流。1997年，姜偉反省飛龍“二十大失誤”時坦承，“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目前還沒有一種‘階層意識’，其實每個企業家都有一種孤獨感，對未來又有一種莫測感，非�？释涣鳌�
姜偉的遺憾可以消除了，《中國企業家》雜志如今搭建了一個政府與企業、企業與公眾、企業家與企業家之間的平臺，其月度沙龍、領袖年會、主題活動等，已經形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財富俱樂部、企業家“圈子”。
有意思的是，創刊十周年時，首任社長張沛在題為《五月鮮花，十年盛開》的感懷文章結尾寫道：“在第二個十年開始的時候，我衷心希望：《中國企業家》不僅僅要成為企業家的知名朋友，還要真正成為企業家自己的論壇。”老社長的希望在《中國企業家》雜志的第二個十年成真。如今，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的辦會能力在媒體界可謂首屈一指，會議從簡單的清茶一杯的座談會辦到了如今每年一度參會者上千的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從1999年陶然亭雜志社舊址的小會議室(那是雜志社第一次組織“兩會”企業家座談所在)辦到了中國大飯店、全國多座城市。如今每年春天的“兩會”或其他重大會議，都會有多位企業家參加《中國企業家》舉辦的討論會(一般是封閉性質的)，如1999年談經濟低谷期的企業戰略；2003年談外資壓境之下，本土品牌還能否走上自主道路；2002年“十六大”談企業家的政治預期；2001年《中國企業家》創刊200期，國內重量級的企業家們濟濟一堂，為一本《誰動了我的奶酪》的暢銷書眉飛色舞……
當年會在2005年已開到第四屆，當劉東華又一次登上“壇主”的講臺，他可還記得六年前他帶著幾位同事對《財富》紐約總部的那次拜訪？
在那次訪問中，《財富》全球論壇的操作對《中國企業家》極具啟發性，更重要的是，劉東華通過和時代出版集團執行總編輯繆勒、《財富》總編輯約翰·休伊等人的對話、通過參加《財富》編輯會，不無感奮地洞悉到，在《財富》的內部運作、《財富》的精神內核里，有和《中國企業家》如此相似的基因，雖然其時《財富》在紐約市中心高高的時代-生活大廈，而《中國企業家》只蝸居在北京南城一所不起眼的小樓里。1999年8月16日至21日，那次為期一周的訪美考察，可謂開啟了《中國企業家》的全球化視角。
是的，全球化。當中國企業已然開始征戰海外，《中國企業家》不可能仍將視角停留在內、安之若素。牛文文說，“《中國企業家》應該成為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商業的代言人，就如同《財富》代表全球500強和華爾街資本主義，《金融時報》代表歐洲企業和歐式資本主義，《日經BP》代表日本商社和日式資本主義。”
從1999年海爾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設廠，《中國企業家》善意“提醒張瑞敏”，到2005年首家專訪從海外鎩羽而歸的中海油CEO傅成玉，《中國企業家》觀察并記錄著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每一個重要步點，本土商界又如何一步步成為跨國公司全球沙盤的戰略要地�？吹贸鰜�，這本雜志小心翼翼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尋求著某種平衡。它雖然鼓吹中國企業在必要時候要走向海外，贊同開放倒逼進步，但反過來看，在目前階段，它尚不準備充當全球化價值觀的急先鋒，而寧肯成為本土企業價值的看護者。繼上個世紀大張旗鼓地推崇企業家精神、企業家價值之后，這種根深蒂固的本土企業價值觀始終是《中國企業家》雜志區別于其他商業、財經類媒體的精神旗幟。
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并不意味著這本雜志會刻意為落后、低級的本土商業操作辯護者或代言人。試舉一例—就像一只大象走進了瓷器店，當“中國制造”沖擊了全世界的時候，這本雜志也在提醒那些長期耽于以價格戰、血汗工廠拼殺海外市場的中國企業：難道你甘愿或者能夠當一輩子的“鞋蝗蟲”？(2005年15期封面故事)
“25年前《紐約時報》是你的起點，24年前它是你的起點，10年前、5年前、1年前，甚至昨天，它還是你的起點。”1921年，阿道夫·奧克斯當《紐約時報》業主25周年，一位作家給他寫信：“你不說我‘我已經’，而總是說‘我們將’。有一次問你擔心做完了會是什么感覺，你說，但我還沒有開始呢……《紐約時報》給你的只是片刻的幸福，明天是一個新時代。”
當2002年7月，一個入社不久的記者在《中國企業家》半年討論會上，引用了《紐約時報》的這個例子來向雜志致敬時，劉東華大為感動。
劉東華曾用胡蘿卜和人參的比喻來說明他的媒體觀：“胡蘿卜種收都比較容易，周期短，產量又高，風險沒那么大；人參主要指嚴肅媒體，要讓你所服務的主流人群認可你，需要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中國的傳媒體制決定了媒體領導人很難想太遠的事情……我們憑著一種‘無知之勇’，完全是為了某種理想和使命，走過了最艱難的階段。圈子里的朋友都說劉東華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的確這幾年實現了或者說正在實現由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向有理想的傳媒企業家、傳媒經營者轉變�！彼α诵�，“人參已經快熟了。”
但是人參真的快熟了嗎？
帶領IBM大象跳舞的郭士納說：“長期的成功只是在我們時時心懷恐懼時才可能。不要驕傲地回首讓我們取得過往成功的戰略，而是要明察什么將導致我們未來的沒落。這樣我們才能集中精力于未來的挑戰，讓我們保持虛心、學習的饑餓及足夠的靈活�！�
2005年6月，蘋果CEO史蒂夫·喬布斯在斯坦佛大學作了一篇演講。這篇演講感動了許多人，包括中國網通集團副總經理田溯寧，田遂將此篇演講轉贈給數位朋友，其中包括劉東華。在演講的結尾，喬布斯談到了影響他年輕時代的一本雜志，其最后一期封底照片之下寫著雜志的告別語：“Stay hungry，Stay foolish”(保持饑餓，保持愚蠢)。喬布斯對斯坦佛學子說，“我總是希望自己能夠那樣，現在，在你們即將畢業，開始新的旅程的時候，我也希望你們能做到這樣：保持饑餓，保持愚蠢�！敝档盟腥斯裁�。
(作者為《中國企業家》前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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