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期間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運行特征及其變動趨勢

　　■汪海波

　　投資率和消費率是國民經濟中最基本的比例關系之一。在“十五”期間即將結束、“十一五”期間即將開始時，剖析“十五”期間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運行特征及其變動趨勢，采取相應對策，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一、“十五”期間投資率趨于巔峰，消費率跌入低谷

　　１、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來世界各國投資率與消費率的運行軌跡及其與我國“十五”時期之比較

　　如果僅就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以來的情況來看，世界各國投資率與消費率運行軌跡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投資率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而消費率則經歷了先降后升的過程。依據錢納里等人的研究，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０年期間，１０１個國家平均投資率由１３．６％上升到２３．４％，消費率由８９．８％下降到７６．５％。依據世界銀行發展指數數據庫的資料（以下簡稱世界銀行的資料）在１９７０年—２００２年期間，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由２５．６％下降到１９．９％；消費率由７４．２％上升到７９．６％。決定這個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在上述期間世界各國都程度不同地經歷了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就其與投資率與消費率的變化相聯系的角度說，這個過程包括三重含意：一是在產業結構方面，先是第二產業比重較第一產業比重上升，后是第三產業比重較第二產業比重上升。二是在需要結構方面，先是對工業品需求的比重上升，后是對服務業產品需求的比重上升。而就對投資的需求來說，發展工業比發展農業所需要的投資多，發展第三產業需要的投資比發展工業要少。三是在儲蓄率方面，伴隨人均收入的提高，儲蓄率也是由低走高的。而這一點正是投資率由低走高在資金方面的基礎。事實也正是這樣。上述的１０１個國家在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０年期間儲蓄率由１０．３％上升到２３．３％。與此相聯系，投資率也由１３．６％上升到２３．４％。但在二戰以后，與現代化相伴隨的是有國家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體制在熨平經濟周期波動方面的作用愈來愈明顯，對投資的推動作用趨于平穩。同時，在這種體制下社會公平的原則得到較好實現。特別是伴隨公共財政體制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一方面從稅收方面遏制了企業主投資需求的增長；另方面，增加了低收入階層的實際收入，提高了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從而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這些因素以及其它相關因素的作用，又使得儲蓄率在上升到一定階段后又趨于平緩下降。依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在１９７０年—２００２年期間，世界各國儲蓄率由２５．８％下降到２０．４％，在２２年間下降了５．４個百分點。上述三點就從產業結構、需求結構和儲蓄率這三個極重要方面決定了投資率由升趨降、消費率由降趨升的過程。誠然，上述各點主要是就經濟發達國家的情況來說的。但正是這些國家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了大部分，從而主導了包括投資率和消費率變化在內的經濟發展趨勢。

　　第二，以上是就世界各國投資率和消費率總的趨勢說的。但是，在實際上，低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以上三類國家２００２年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為４３０美元，１８５０美元和２６４９０美元）的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運行軌跡是有很大差別的。據世界銀行的資料，其中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率由１９７０年的１５．７％上升到１９９５年的２５．２％，再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１９．７％；中等收入國家由１９７０年的２２．９％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７．２％，再下降到２００２年的２３．４％；高收入國家由１９７０年的２６．５％下降到２００２年１９％。可見，在這３２年中，低收入國家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投資率都經歷了先升后降的過程（前者上升時間經歷了２５年，下降時間經歷了７年，后者分別為１０年和２２年），只有高收入國家是逐步下降的。與此相應的是這些國家消費率的變化過程。這是其一。其二，上述數字同時表明：直到２００２年，上述三類國家的投資率也還有很大差別，依次分別為１９．７％，２３．４％和１９％。其三，投資率由升到降、消費率由降到升的拐點，世界各國也有很大的差異。就世界各國的平均投資率來看，這個拐點大約發生在人均收入１０００美元，但其中中等收入國家不到１０００美元，低收入甚至不到４００美元。

　　將上述世界各國投資率和消費率的運行軌跡與我國“十五”期間的有關情況做一下比較，就可以清楚看到：第一，我國投資率由１９５２年２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０年（“九五”時期的最后一年）３６．４％以后，“十五”期間仍在繼續上升，到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４３．９％，２００５年還要上升。可見，我國投資率的上升時間，已經長達５４年。這個數字比上述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的上升時間長了３４年，比其中低收入國家長了２９年，比中等收入國家長了４４年。第二，２００４年的投資率比２００２年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高２４個百分點，比其中的低收入國家高２４．２個百分點，比中等收入國家高２０．５個百分點，比高收入國家高２４．９個百分點。第三，即使在２１世紀初人均收入已經超過１０００美元以后，投資率也沒有出現由升到降的拐點，還在繼續上升。總之，與世界各國平均投資率的運行軌跡相比較，我國投資率上升時間最長，當前投資率最高，出現拐點的時間最遲。當然，其中有眾多不可比因素。但這不會根本影響這個結論。

　　二、“十五”時期投資率和消費率運行軌跡與前九個五年計劃時期之比較

　　我國“一五”時期的投資率和消費率分別為２４．７％和７５．６％，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大躍進”時期分別為３８．１％和６１．５％，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經濟調整時期分別為２１．９％和７７．２％，“三五”時期分別為２８．３％和７１．４％，“四五”時期分別為３４．１％和６５．６％，“五五”時期分別為３５．５％和６４．６％，“六五”時期分別為３４．５％和６６．１％，“七五”時期分別為３６．７％和６３．４％，“八五”時期分別為４０．３％和５８．７％，“九五”時期分別為３７．６％和５９．４％，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分別為４０．９％和５６．８％。可見，與以往九個五年計劃時期相比較，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投資率是最高的，消費率是最低的；投資率最多要高１９個百分點，最少也要高０．６個百分點；消費率最多要低２０．４個百分點，最少也要低１．９個百分點。

　　上面做的是各個時期的比較。如果做年份比較，其差距更明顯。２００４年投資率高達４３．９％，比最低的１９６２年高２８．８個百分點，消費率只有５３．６％，要低３０．２個百分點；比“大躍進”期間投資率最高年份１９５９年高１．１個百分點，消費率要低３個百分點；比改革以來投資率最高年份１９９３年也要高０．４個百分點，消費率要低４．９個百分點。如果再考慮到２００５年投資率要進一步上升，消費率要相應下降的情況，那上述差距還要大一些。

　　如果考慮到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固定資本形成比重上升，存貨增加比重下降的情況，那末，這期間實際形成的投資率比重比上述情況還要高一些。這期間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比重和存貨增加比重分別為９９．０３和０．９７。前者比“一五”時期要高３１．５個百分點，比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要高２２．５個百分點，比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要高１４．８個百分點，比“三五”時期要高２４．３個百分點，比“四五”時期要高２１．３個百分點，比“五五”時期要高１７．２個百分點，比“六五”時期要高１６．７個百分點，比“七五”時期要高２０．６個百分點，比“八五”時期要高１３．５個百分點，比“九五”時期要高５．７個百分點。可見，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１年，同以往九個五年計劃時期相比，固定資本形成比重是最高的，最多高出３１．５個百分點，最低也要高出５．７個百分點。其對應的數字，就是存貸增加低出的數字。這些數字進一步說明了投資率過高的嚴重程度。

　　如果再考慮到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政府消費比重上升和居民消費比重下降的情況，那就可以進一步看到居民消費率下降的嚴重程度。這期間居民消費比重為７８％，政府消費比重為２２％。居民消費比重比“一五”時期下降了５．５個百分點，比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下降了４．８個百分點，比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下降了５個百分點，比“三五”時期下降了５．４個百分點，比“四五”時期下降了３．２個百分點，比“五五”時期下降了０．８個百分點，比“六五”時期下降了０．９個百分點，比“七五”時期下降了２．４個百分點，比“八五”時期下降了０．６個百分點，比“九五”時期下降了１．４個百分點。可見，與以往九個五年計劃時期相比，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４年居民消費率是最低的，最多低５．５個百分點，最少也低０．６個百分點。

　　總之，與以往九個五年計劃時期相比較，“十五”期間的投資率是趨于巔峰，特別是固定資本形成率更是如此；而消費率則跌入低谷，居民消費率尤其這樣。這其中也有許多不可比因素，但也不會根本改變這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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