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分配公平不能超越國情

　　不能脫離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談財富的公平分配

　　記者：您的觀點目前受到一些人的質疑，他們普遍認為，公平是第一原則，而效率應該在其后。您是怎么看這個問題的？

　　周：首先，我想澄清一個概念，我在之前以及今天所講的公平是指財富的分配公平

，而非政治式社會學意義上的公平概念。我覺得一個經濟學學者，最重要的是，要將國家實際的情況告訴社會。比如，中國一個農業勞動力只耕種了4畝多地，長江以南勞動力人均不到1畝，黃河以南兩畝多一點；而日本、韓國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13－15畝，巴西、法、英、俄羅斯、美、加、澳等國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為55、245、290、440、890、1400、1600等畝地；比如后面這些國家的農業人口比例為1．5％－6％，我們國家的農村人口達76000萬，農村人口比例達60％；我們國家的人均財政收入只有2300元人民幣，一般的發達國家人均財政收入折人民幣在80000到100000元。中國趕上北歐等國家的發展水平至少可能還得50年左右。因此，想在這樣一個國力水平下，想實現北歐那樣國家的福利和公平分配，根本是一種空想。財富的公平分配，不能超越國情國力和發展階段。

　　投資、創業、就業等效率優先是解決中國公平問題的前提

　　記者：您說的“效率優先”具體是指什么？

　　周：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就業崗位少，企業數量相對少而納稅相對少，勞動力豐富而過剩。如果不鼓勵投資、創業和就業，中國財政和國家是根本保障不起的。將注意力過多地集中在城鄉收入差距、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方面，通過抑制投資、抑制創業，忽視如何去就業，通過將收入拉平的辦法，縮小收入差距，這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有13億人口的大國是極其危險的。要提出的問題是，沒有資本的投資，沒有勞動手段，僅有勞動，能形成就業崗位嗎？資本沒有收益，有人愿意投資嗎？沒有人創業，沒有人辦企業，哪里會有就業崗位。2004年國有和集體企業減少了270萬個工作崗位，而個體、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在創造的就業崗位中占80％以上，其中僅私營企業就創造了450萬個工作崗位，占新增就業980萬的45％。行政事業單位要減人，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要減人，如果我們不將投資、創業、自我就業方面的事情放在優先的地位上，那么，我們的就業和吃飯問題怎樣解決呢？

　　關鍵是改革阻礙投資、創業和就業的體制障礙

　　記者：創造財富需要公平的機會，如何才能創造這樣的機會呢？

　　周：目前，對怎樣將投資者的收入水平減少一些討論得較多，而對投資、創業所遇到的各方面的阻礙，沒有更多的人去關注。比如，各級政府預算外收費、罰款達10000億，其中工商、質檢、城管等政府各部門對個體工商戶、微型和中小企業的各種“合法”及亂收費、亂罰款，我估計可能高達3000億左右。如果以2萬元可以解決一個勞動力的就業看，僅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事業單位的收費和罰款就滅掉了1500萬個就業機會！比如，對個體工商戶、微型和中小企業的各種政府審批、檢查、處罰太多，注冊登記環節還是較多，各種限制還是太多；對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核準方面的手續也還是太多，據一些企業說，投資項目核準制后，比原來的審批制還要麻煩。為什么這樣一些阻礙生產力發展、活躍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的問題，政府一些部門想方設法進行審批和收費，就不能成為討論的重點呢？如果一個社會，對于阻礙投資、創業、就業的一些障礙，默認為是合理的，都不大關注；而精力都放在財政非常有限的財力能不能分到我頭上，大家都不去想將

　　重要的是體制、權力和機會公平

　　記者：很多人質疑您的觀點或許就是因為他們認為，目前缺乏公平的機會，而這正是他們對“公平�贡容^敏感的原因。

　　周：我想消除腐敗等渠道形成的不公平分配，這是全國人民的愿望；對于高收入的群體征收所得和財產稅，這也是天經地義的；財力雖然有限，但也要更多地向公共服務領域轉型，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對此，我十分贊同。但是，如果說要更加注重公平，比起財富的公平分配看，更加需要的是體制、權力和機會的公平。比如，如果農村的集體土地與國有制之間等價交換，每年征用耕地300萬畝，每畝如果有10萬元到農民手中，就是3000億；比如，在保護農民的勞動權利上，政府和政府各部門的建設項目，如果不實行財政撥款一點、自籌一點的體制，農民就會有保障的從城市的建設項目中拿到3000億元；比如如果政府的收費實行社會聽證制度，政府合理地只收稅，各部門不要亂收費、亂罰款，廢除各部門和行政事業性單位的自收自支，或者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體制，就可以從社會少收至少5000億的財富；如果再因政府放寬注冊、許可、審批等政策，少收費，增加1500萬個就業機會，每人收入按照每年10000元計算，勞動者就可得到1500億的收入。體制、權力和機會公平形成的效率，會更加促進財富的增加，才能使我們有財富逐步公平分配的國力條件。

　　政府在公平分配方面不是說沒有事情做

　　記者：政府在公平分配方面有什么空間可以去做？“財力無情�故遣皇强梢猿蔀椴蛔鳛榈慕杩谀兀�

　　周：雖然財力薄弱，但是，我并不認為這些微薄的財力就不需要公平分配。我認為，首先，政府各部門行政和利益相分離，執法和收費相分離，建立一個為社會服務而不向社會亂收費的廉潔的政府；清理政府各部門的收費、罰款等項目，最大限度地將政府用稅收供養起來，廢除政府各部門和行政性單位的自收自支體制，更是需要廢除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罰款分成的這種嚴重抑制投資、創業和就業的體制。其次，要切實清理審批事項，給投資、創業和就業，以更寬松的體制和政策環境。再次，雖然財政實力有限，但是要調整財政的支出結構，需要進行政府后勤、公車消費、接待方式、事業單位進行改革，把行政公務開支的比例壓低下來，把一些低效率的事業浪費壓低下來，把一個吃飯養人的財政轉變成公共服務型的政府。使更多的資源用于教育、衛生、社保等領域。

　　總之，在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上，城鄉、居民間、地區間三大差距的拉大確實使人憂心，但是愿望無法代替現實，感情不能解決中國不公平的事情，只有理智地面對中國人口眾多、資源稀缺、生產力還很不發達，財政實力有限等這樣一些國情，以更加迫切的意識、觀念、體制和政策，去促進投資、創業和就業，才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出路！（8G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