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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價教育成本的記憶已經(jīng)遠逝
張喬亞是一個有20多年教齡的老師，他生于上個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歲月里，和許多同齡人一樣，伴隨著新中國那段風云變幻的政治歲月，他下過鄉(xiāng)，當過農(nóng)民，幸運的是，70年代末恢復高考以后，他考上了一所師范院校。“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上學一般不會給家庭帶來什么負擔，相反，在當時，考大學也許是改變一個人一生命運的惟一機會了。”在張
的回憶中，那時的小學到高中基本上是義務教育，每學期的學費是2-4元不等。雖然當時人們收入很低，城市職工一個月的工資才十幾二十來塊，農(nóng)村一個工分只有幾角錢，但對于大多數(shù)并不富裕的家庭來說，孩子讀書的負擔并不大。一旦上了大學，基本上就不用家里花錢了，因為國家全包了，對于家庭差的學生來說，每月還可以享受到17-23元不等的助學金。一般來說，一個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只要能夠考上大學，不會給家庭增加任何負擔。并且一旦畢業(yè)，就意味著成為吃“皇糧”的國家干部。但是，當時能跳過高考這道“龍門”的幸運兒實在是少之又少，張的一位同學連考了7年大學都沒能考上，只好進入一家紡織廠當了工人。“當年是想上大學卻考不上，現(xiàn)在卻是上了大學卻供不起了。”張苦笑著對記者說，今年，他的女兒考上了南方一所有名的藝術院校，學費每年要1萬元，加上生活費，4年下來估計將近10萬元，為此，張老師決定放棄買房的計劃，一心一意供女兒讀大學。
教育成本：從免費午餐到昂貴大餐
不過十幾年的時間，教育收費已從最初的“小心翼翼”演進為如今的大步前行。追溯最初的源頭，對高校從免費到收費的改革始自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出臺，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計劃外招收少量自費生，學生應交納一定數(shù)量的培養(yǎng)費”。從此，開始實行高等教育收費雙軌制，只對部分自費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學費。直到1989年，國家才對高等教育進行收費，當時的收費也只是象征性的收200元，但總算邁出了高等教育收費的關鍵性一步。1993年，我國在上海外國語大學和東南大學開始收費并軌試點。1996年在部分高校試行并軌招生，學費一下子漲過2000元，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1997年全面并軌后，學費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人們也漸漸適應了這種制度變化。2000年，各地高校收費標準猛漲，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區(qū)提高20%，學費超過4000元。北京市的大學學費一般專業(yè)每年每生介于4200至5000元之間，理工科專業(yè)介于4600-5500元之間，外語、醫(yī)科類專業(yè)學費介于5000-6000元之間，藝術類院校突破一萬元，只有師范、體育、民族等專業(yè)較低。事實上，不單單是高等教育的收費水平在突飛猛進，在小學、中學這樣的基礎教育領域里，收費也隨著市場化的推進水漲船高。在許多城市里，從數(shù)千元到數(shù)萬元不等的擇校費、贊助費，都顯現(xiàn)出這個社會的多元化取向。“到天津讀三年高中都要花10萬元，這種教育的貴族化傾向可取嗎？”這是一位學生家長向記者發(fā)出的質(zhì)疑。事實是，一些教育資源相對發(fā)達的城市近年來實行的異地招收高中生的做法在社會上引起了各種各樣的反響，支持者謂之是“合理的平衡地區(qū)間教育資源差別”，而反對者則抨擊為“教育不公平的畸形現(xiàn)象”。南開大學教育學博士劉清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教育上的高收費現(xiàn)象歸根結(jié)底是“我們這個社會改革進程中的一個階段現(xiàn)象”，教育指向的是公平，但就目前來看，絕對的公平很難實現(xiàn)，現(xiàn)在這種差異化的教育現(xiàn)狀實質(zhì)是社會貧富分化之后的一種市場選擇。
教育高消費的社會之痛
對于如此高的教育收費，曾有一個22155人參加的網(wǎng)上調(diào)查，認為價格合理的占13%，勉強接受的占24%，難以接受的占63%。11月18日，石家莊市統(tǒng)計局城調(diào)隊一位人士告訴記者，他們做過一份調(diào)查，今年1-9月份，石家莊的城市居民在教育文化娛樂方面的人均支出是740.71元，比去年上漲了16.9%，相對于7465.49元的人均收入來看，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大約占到了10%。“無論是上漲的幅度還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石家莊市民的教育支出在全國來看都并不算多，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本地人的人均收入還相對較低。”據(jù)記者了解，在許多城市，教育支出在家庭中占比的上漲幅度正越來越高，有的城市甚至超過40%。有關專家分析，導致家庭教育支出增速不斷加快的原因有很多，有社會的原因，也有家庭的原因。經(jīng)濟增長帶動家庭收入增長和支出增加是大環(huán)境。在家庭因素上，一方面，現(xiàn)在多是獨生子女家庭，家長不忍心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在教育方面給予了最大的重視和支持，不少周邊縣市的孩子進入中心市區(qū)就讀；另一方面，隨著民辦學校增多，高等教育普及，人們受教育的機會增多，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也將以每年約20%的比例上漲。目前城市中日益興起的“名校熱”，也助長了家長教育方面支出的大幅度增長。值得注意的是，教育支出有很大部分是一些額外費用，如參加各種培訓班、課外輔導甚至出國留學等等。這部分支出可說是家長“自投羅網(wǎng)”，心甘情愿地在自己本已沉重的包袱上加上不輕的擔子。不少家長從孩子幼兒園起就開始交各種贊助費、擇校費，盲目為孩子“進補”各種課外輔導，幾乎超出家庭可承受的水平，這也導致教育費用高居不下。
數(shù)據(jù)：49萬元是這么算出來的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徐安琪主持了一個名為《孩子的經(jīng)濟成本：轉(zhuǎn)型期的結(jié)構(gòu)變化和優(yōu)化》的調(diào)研報告。該報告稱，從直接經(jīng)濟成本看，0至16歲孩子的撫養(yǎng)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估算30歲前的未婚不在讀的子女的總成本達到49萬元。這還未包括社會贈送、學校免費、春節(jié)壓歲錢等5萬至6萬元的收入。按照該研究的統(tǒng)計，孩子的零花錢和壓歲錢兩項人均年進賬達2300元，最高達4萬元。此外，這49萬元尚不包括孕產(chǎn)期的支出以及從孩子孕育到成長過程中父母因孩子誤工、減少流動、升遷等自身發(fā)展損失的間接經(jīng)濟成本。徐安琪認為，由于不是從0歲開始對孩子進行30年的追蹤調(diào)查，因此，49萬元的孩子成本并非是目前30歲孩子的家長已經(jīng)支出的費用，而是以2003年的物價水平，0-30歲孩子的父母在一年中平均花費的相加之和。
鉤沉：上世紀30年代的教育消費
在30年代，我國的大學收費情況大致分為3種：國立大學每年約22—40銀圓，師范類甚至不收學費；私立大學每年約45—120銀圓不等，中間數(shù)約為90銀圓；教會大學每年約160銀圓。30年代我國民眾各階層的收入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jù)當時的社會調(diào)查報告《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所提供的數(shù)據(jù)，30年代初，一個典型的工人4口之家每年平均生活費為454銀圓。當時普通工人的月工資通常為16—33銀圓之間，平均約為22銀圓；每個家庭必須有兩個人同時做工方能維持生計。所以，一般勞動人民家庭若要供一個孩子上大學，只能是國立大學，如北大、清華、交大、北師大等等，或免費的師范院校。30年代，國立大學的學費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費的份額大約5—10%，或者相當于一個工人一兩個月的平均工資。而貴族化的“教會大學”的學費占平民家庭生活費的份額為35%，即三分之一。30年代大學畢業(yè)生的起點月薪一般為50銀圓；待遇高的可以拿到80銀圓。一般從事腦力勞動自食其力的知識階層，如中學教員、工程師、記者、編輯、職員等等，月薪在100—200銀圓之間。大學教授平均月薪為350銀圓；一級教授最高月薪可達500—600銀圓。
溯源：免費——收費——高費用，高校價碼一路攀升的現(xiàn)實路徑
◎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出臺，提出高等教育“可以在計劃外招收少量自費生，學生應交納一定數(shù)量的培養(yǎng)費。”從此，開始實行高等教育收費雙軌制，只對部分自費生、委培生和定向收取學費。◎1989年，國家對高等教育象征性的收200元，邁出了高等教育收費的關鍵性一步。◎1993年，上海外國語大學和東南大學開始收費并軌試點。◎1996年，部分高校試行并軌招生，學費一下子漲過2000元。◎1997年全面并軌后，學費一直徘徊在3000元左右。◎2000年，各地高校收費標準猛漲，普遍提高15%左右，有的地區(qū)提高20%，學費超過4000元。北京市的大學學費一般專業(yè)每年每生介于4200-5000元之間。理工科專業(yè)介于4600-5500元之間。外語、醫(yī)科類專業(yè)學費介于5000-6000元之間。藝術類院校突破一萬元，只有師范、體育、民族等專業(yè)較低。本報記者：趙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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