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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蘇州首家現代私塾———“菊齋私塾”正式開課，身著對襟束帶長袍的私塾先生為學生開講經文。據悉，創辦者創辦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揚國學，培養兒童的古典文化底蘊和優雅情懷。私塾教學內容主要是經學、韻文，古樂、書畫、茶道等。（詳細報道請見本報11月4日9版）
正方
私塾所教學的儒家經典對于培養人的道德觀念，塑造理想人格，提升文化素質和加強其文化內涵等大有益處。
因此，在傳統文化不斷喪失，道德水平日漸下滑的今日，從培養學生的道德素養和培養學生的傳統文化方面，私塾的“復活”都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現代教學的角度來看，古老的私塾其實是一種典型的個別化教學。從個別化教學到班級教學，是時代進步使然。因為班級授課制是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這種大規模的學校教育為人類的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這種大規模的流水線似的教育也使教育越來越失去了個性。這種失去個性的教學終將使社會失去活力與差異，而無差異的世界是了無生趣的。在此前提下，人們呼喚個別化教育，個別化教育已是現代教育的一種趨勢。而古代中國實行的就是以私塾為主的個別化教育，這與未來教育竟然相似，因為未來的信息社會也將會帶有更多的“個人特性”。
個別化教育，也體現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學生人少，甚至年齡也可以不同，就正好用分層分階段的教學方式。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說：“有必要記住學校的生長哲學的一個基本原則，即一切教材的發展必須有同兒童經驗成長的階段相應的許多步驟。”前蘇聯教育大師蘇霍姆林斯基也說：“人在智力發展上的每個階段都有一個相應的勞動技能和勞動成熟程度的特定階段相對應。”教育的規律就體現在這種階段性上。蘇霍姆林斯基稱之為“個人特性”。要發現個人特性，并予以正確的方向，使之形成自己的、“純屬個人”的態度。
杜威還認為，學校始終堅持以小班的形式教學，這些小班都是以共同的興趣和適應社會需要為根據而劃分的各種小小的作業組，讓學生能夠在發展每一個人自己的能力和滿足他們自己的需要的同時，又成為一個合作的社會。私塾即是以小班教學為自己的教學方式的，它也是真正開拓學生思想的地方。而這種個別化教育不乏成功的先例。如著名童話大王鄭淵潔教育自己的兒子鄭亞旗就是采用的個別化的家庭教育，也可以把它視為另一種私塾教學，他的兒子現在非常成功。
換一種角度看私塾教學，竟然與現代教育理念不謀而合，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和有趣的現象。
（徐曉）
反方
私塾作為一種在封建社會當中大行其道的教學方式，具有悠久的歷史，這種教學方式對于傳承和弘揚我國傳統的歷史文化起到過重要作用，但這種私塾教育畢竟是隨著中國傳統的農業文明的發展而發展的，也理所當然地隨著現代工業文明的進程而趨于消亡。雖然不能說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是導致國學式微的罪魁禍首，但文明的發展本來就是更迭交替的過程，從這個角度上說，私塾的消亡本來就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且，從教學規律上講，私塾的教育方式也至少不能與現代的教育理念完全兼容。
雖然近段時間呼吁重振國學的呼聲較緊，但誰也沒有料到，在私塾已經消亡將近一個世紀后的今天，在工業文化已經無孔不入的今天，卻在蘇州突然間冒出了一個“現代私塾”來。這家“現代私塾”給人印象最深的恐怕不是它將要宣講的經學、韻文，古樂、書畫、茶道等科目，而是“私塾”的陳設和“先生”的打扮教態：講臺上方掛有一幅孔子畫像，對面墻壁上則是一幅“論語”漢隸書法作品。學生的課桌是類似于日本榻榻米式的無腿方桌，坐椅是略高于地面的無腿方凳。“先生”張志義穿著一襲無領、巨袖、對襟、束帶的長袍，據說是明代儒生服飾，八名學生盤腿分行而坐。先生左手持經書，右手附于身后，一邊踱步，一邊帶領學生朗誦。
筆者認為，這是一種國學迷戀者的精神返祖現象。
不論是私塾的創造者還是家長，他們對于國學都存有著一種近乎癡狂的迷戀，正是這種迷戀使得他們將學堂布置得與古代私塾盡可能地相近，以至于“先生”還要穿上漢裝，學生的幾案也要參照古代資料仿造。從形式上盡可能地營造古代私塾乃是這些國學迷戀者的第一追求。通過精神返祖，他們會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滿足。
由于對國學的迷戀而造成的精神返祖現象，蘇州的這兩位“先生”并不是第一個，倘若認真查究起來，近代的國學大師王國維應該算是第一個，王國維在他畢生所追求的國學文化走到形式盡頭的時候，竟會跳入昆明湖為之殉葬，王國維的這種殉葬其實只是一種精神返祖的極端追求而已。
（李先梓）
《市場報》 (2005年11月11日 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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